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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激励机制提升智库成果转化效率

发布日期:2018-12-05 09:26  新闻来源:  编辑:宣传部社科规划办

影响产出成果转换效率提升的因素如今,我国智库产出成果总体使用效率仍不高,而影响智库产出成果转化效率的提升,总结起来主要有下列因素。高效率智库需要具有完整适配的人才结构,有的需要为智库成果提供基本的思想来源,有的需要为基本思想或假说提供可信的数据和事实支撑,有的需要为成果展示提供形式的美化和产品实现路径,有的需要为成果宣传开展细致有效的工作,还需要让智库成果进入政府决策系统。总体而言,提升智库产出成果转化效率,首先是要智库成果质量高、操作性强,其次是要建立激励机制,使智库更好地将高质量智库成果及时提供给政府与社会,最后则是拓展智库成果的国内外需求空间,通过正反馈效应促进不同智库的竞争力提升和特色化发展。

智库成果;决策;产出成果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推动下,全国各地各种类型的智库大量涌现。但是,能够将成果转化为有效社会公共决策的智库还较少。中国智库产出成果需要进一步提高转化效率,为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现有智库的类型较多,许多传统官方智库主要为主管单位提供会议材料准备、决策调研、文秘工作,也以个人或团队为主体从事委托或自主课题的研究,并将研究结论向政府系统报送,如果相关政策建议未获采纳,这些科研劳动的投入基本就无法转化为社会化劳动的成果。各类智库都举办诸多工作和学术会议,由于智库与各级政府的密切关系,大多数会议的召开都邀请相应部门的负责人和新闻机构参加。这些活动大多新闻性大于科研性,仪式性大于实质性,虽然能够达到一定的宣传和沟通效果,但会议交流的成果系统性不足,研究深度有限。智库所做的学术研究,则一般服务于相关课题委托方的研究目标,学术性大于应用性,除了能够体现智库人员的科研水平外,社会溢出效应基本就体现为研究成果发表之后的引用和转载。一些智库还会定期发布专项研究报告,这些报告的发布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方面都进行了认真研究和总结。但这些报告的事实描述性大于系统总结性,虽然形成资料和信息存量不少,但缺少回顾和反思,因而对其产出成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难见精准验证,致使资料性大于研究性,主观性超过客观性,难以对党和国家决策起到参谋与智力支撑作用。

影响产出成果转换效率提升的因素

如今,我国智库产出成果总体使用效率仍不高,而影响智库产出成果转化效率的提升,总结起来主要有下列因素。

一是多数新办智库处于发育和宣传推广期。关于中国智库建设,党中央、国务院2013年起作出明确布局,还未形成定型的总体态势和结构,很多新型智库还处于发育和初创的摸索阶段,资金来源不稳定、规模较小、业务单一,人员稳定性不足、专业性不强。很多机构虽对外有智库之名实际只是学术研究、咨询或培训机构,这些还未转化为真正智库的机构也很难对其提出更高的服务党和政府决策的要求。新兴智库很多现在还处于打造品牌和形成运行模式的初始阶段,一些机构现在将主要精力放在搞活动、办会议、做宣讲、聚人才、扩影响的“刷存在感”阶段,这些机构真正像成熟智库那样运行现在还有很长一段成长之路要走。

二是多数传统智库面临业务模式转型的严峻任务。传统官方智库大多已经适应以前的工作和研究模式,行政附属性强,资政主动性不足。这些模式在大数据与开放的时代信息优势不明显,工具能力低和产品生产率低的情况突出,面临原有工作模式转型的艰巨任务,原有的封闭松散、单打独斗、各自为战的工作和研究模式也需要做出重大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技术和制度环境。

三是很多智库还未建成独具优势的数据库。中国智库成长最主要的是自身要有智力支持的实力,要有充足可靠的数据并形成专业系统的数据库,对数据库定期进行数据订正和新数据补进,从而使其研究和咨询具有坚实的数据支撑。由于多数新创智库受到经费和经验的限制,很多研究和咨询数据来源渠道庞杂不系统,一些资料数据信息准确性低,互相冲突或不完整,从而使其研究成果公信力和可采信度不足,无法形成有价值的决策建议。

四是多数智库还未形成完善的人才结构。智库成果转换效率提升最主要的因素是合理的人才结构。高效率智库需要具有完整适配的人才结构,有的需要为智库成果提供基本的思想来源,有的需要为基本思想或假说提供可信的数据和事实支撑,有的需要为成果展示提供形式的美化和产品实现路径,有的需要为成果宣传开展细致有效的工作,还需要让智库成果进入政府决策系统,并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

五是现有智库国际化程度不足。我们是在一个全球化不断深化的时期发展建立新型智库。在全球化推进过程中,中国政府和企业面对更多的外部不确定性,对智库的国际化服务有了更多的需求。智库的国际化要求不仅需要智库成员熟练使用相关国家语言,详细了解相关国家法律制度、风土人情、历史文化,还需要与相关国家政府、企业与民间机构有更密切的关联。从而更需要有相关国家精英人才的加盟,才能与相应国家的政府、企业、教育与科研机构、其他社会机构等有更充分的沟通和交流,从而在国际深度沟通交流中能够发挥主动性,消除误解,促进经贸交流、文化融合和民间交往,实质性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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