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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张宝贵: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与四十年中

发布日期:2019-03-13 08:50  新闻来源:  编辑:宣传部社科规划办

  一、引子: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谈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艺理论,现代性问题是绕不开的。从现代性的角度看这四十年的历史,细节肯定不会那么清晰,但一些关涉文艺理论的主要经络会更明白,会更容易看清楚我们的文艺理论要的是什么,实际上又得到了什么。 

  “现代性”这个概念是西方的舶来品,针对的是西方语境下出现的问题,而不是或不完全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简单理解和应用西方现代性概念,无论是超越亦或背离传统,称颂亦或批判工具理性,都存在着脱离语境的风险。考虑到这点,既然学习西方现代性理论的确是个便捷通道,就应该找一个更契合中国现实语境的西方理论。而在我看来,马克思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应该是个非常合适的选择。 

  之所以这样讲,主要有两方面的根据。第一方面的根据是,马克思确如某些研究者所讲,没用过现代性一词,但是现代性所涉及到的时间、价值、现实三个层面内容他都谈到过,且眼光更为锐利,态度更为决绝,目标更为明确。第二方面根据来自于中国国情,中国现在的要务就是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真正解决民生问题,夯实国力,没这个基础均为妄谈。而在所有西方现代性理论家中,马克思是最看重经济问题的一位,经济性的物质生产实践不单是他现代性理论的核心,更为其哲学的基本范畴。当然,马克思针对的不是抽象的经济,而主要是资本生产的经济,决定这种经济发展的,是空前爆发的生产力。 

  若想发展经济,必须释放生产力,但是获取这种生产力必然是有代价的,这主要体现在文化上,概约有四个方面:其一是冰冷的利害关系;其二是渎神;其三是物质和精神生产的全球化;其四是异化。究其实质,现代性文化的四个特点即是现代工具理性倾覆传统价值理性的结果,其所产生的问题即是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实际上面对的问题,当然也是文艺理论应该思考的问题。借马克思这种现代性观念来考察四十年中国文艺理论走过的路程,可以以1990年为界,简单分为“诗化”和“散文化”两个时期,前者主要表现出对价值理性的强烈诉求,后者更多体现的则是对工具理性的矛盾心理。 

  二、价值理性鼓动下的诗性情怀 

  1978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有两件事对文艺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件事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及引起的大讨论,第二件事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所未有的现代性之路由此铺开,不仅令中国经济得到举世瞩目的高速发展,让人们的生活得到极大改善,更是给中国文艺理论思想提供了宽广的发展空间,当然也有挑战。 

  历史从不是按直线运行,中国的现代性之路有其极其特殊的历史语境。从1978到1990这十余年间,中国文艺理论的反思主要集中在价值理性方面,力图走出政治工具论、庸俗社会学的传统观念,让以前匍匐的人重新站起来,手伸向天空,尽情展示诗性情怀。这个时期强调文艺的人性、主体性,有其现代性价值,但也留下不少问题。从其对传统的反叛意义上讲,强调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主体性,强调文学的审美特性,挣脱单纯政治工具的束缚、反映论的桎梏,这让我们看到,除了政治性,人还有更多复杂的现实属性,更让我们看到了文艺自律性中体现出的人的自由与价值。针对传统而言,这当然是种思想解放,其意义理应得到高度肯定,事实上也得到了肯定。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这个时期的反思既没有充分延展到历史传统,也没能清醒看清现实。不回到传统,就意识不到文艺从属于政治只是历史上文艺功利性的特定表现,就不能抓到根本,认识不到文艺除了自律性,还有他律性,这即是批判传统的不彻底;不看清现实,就很难处理好文艺自律性与他律性的依存关系,让依托于人性的文艺漂游天际,令诗性的理想激情取代现实的冷静判断,看不到冰冷的现代经济的工具理性正在中国大地上迅速蔓延。面对这股陌生而强大的力量,文艺理论势必调整自身,实际上也作出了调整。 

  三、多元建构的散文时代 

  散文化时期受工具理性影响,中国文艺理论开始承认文艺商业属性的存在,并尝试在这种社会他律性和自律性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形成一种张力关系。尽管这种尝试目前尚不成熟,但应该是中国文艺理论现代性建设的一个合理基点。 

  在作者看来,站在地面思考精神价值层面的问题,是90年代以来中国文艺理论最值得珍惜的收获。这个收获又可以从四方面来看。 

  第一,承认现代经济理性的基础地位,冷静看待它的负面价值。现代工具理性的确有很多负面效应,对价值理性的冲击尤巨,特别是其中的逐利趋向,现在都释放出来了。但是不能因此就将产生这些负面效应的现代经济理性一并否定掉。因为后者固然滋生出这些不好的东西,可偏偏又是它,解决了我们最基本的吃饭问题、生存问题,这四十年来人们从中得到的好处不言而喻。马克思为什么激烈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批判异化现象,却不否定其背后现代性经济生产本身,甚至把这种生产实践作为自己哲学的基础,恐怕道理也在于此。 

  第二,在现代经济理性基础上重建文艺的人文精神。破坏容易建设难,不管是借助西方理论还是出自切身感受,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艺,对传统价值观念的颠覆当然还很不彻底,但规模却是空前的。人们正习惯着贴在冰冷的经济地面来说话,纵使话说得冰冷、琐碎乃至低俗,这地面也应该是文艺价值精神最丰厚的土壤,离开最基本的现代社会经济现实,离开由这个现实自发生长出来的文艺谈精神,理应受到质疑,因为现实的精神价值只能出自现实的生活土壤,也只有这样,人们才有可能真正信从。 

  第三,警惕诗意。现代性经济生产是在科学、思辨理性的冰水中浮出水面的,物质、利益、规则这类非价值性的观念是它的主导原则,一切未经其清洗的精神价值高飞总难免碰壁而碎。所以从现代性角度看传统文论现代转化,基点只应有一个,那就是现代性社会生产的现实,传统文论、西方文论甚至现代文论都构不成当下文论建设的基点。这当然不是说它们没有价值,而是说它们的价值基准只能以现代性来衡量,有利于现代性经济合理发展,有利于现代精神状态健康生存的,才具有转化价值。如果说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一说仍然成立,现代性便处于实践的位置。 

  第四,文艺的自律与他律性均为文艺的属性。80年代对文艺自律性的求索尽管诗性色彩浓重了些,但的确道出了文艺的一个基本属性。但这个属性恐怕不好在抽象的审美价值角度来理解,除非审美还原到马克思所讲的自由和自觉层面,也就是说文艺是一种自由自觉的精神生产活动。进入90年代后,人们认识到艺术生产的经济属性并予以承认,这个收获很了不起,因为现实的文艺除了自律性,也应该包含这个现实的维度,而且只有在现实的维度中实现文艺的自由自觉,才是现实的文艺自律,二者永远处于一种张力状态下,诗神本生存于尘世间。 

  以上只是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角度对四十年中国文艺理论的简单梳理。这当然不代表没举到的不重要,像近些年间兴起的生态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日常生活美学、生活美学等,对人的生存状态均有深入的反思乃至认同,孕育着很大的文论拓展空间,只是这些理论目前大多处于生成状态,若想做整体评价,恐怕还有待时日。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本网 张雨楠/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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