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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视阈下的创伤小说

发布日期:2019-07-15 08:57  新闻来源:  编辑:宣传部社科规划办

通过对题材、主题和形式的分析归类,本文指出界定创伤小说为一种新次文类,不仅是小说文类研究的新领域,而且对于文化创伤研究有重要意义。1995年,他在《创伤小说》(The Trauma Novel)中,通过研究创伤小说与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试图从形式上界定创伤小说,以突出该次文类在当代小说中的地位和发展潜力。这一定义,厘清了创伤小说和涉及创伤的小说之间的区别,明确了创伤小说应该是以集体创伤为主题,运用象征手法,表现个体在不同时间维度的创伤体验。她在《创伤小说》(Trauma Fiction)中指出, 20世纪创伤理论的兴起为当代小说家提供了“创伤概念化的新方式”,创伤小说以“真实、具体的历史创伤”为题材,形式上借鉴了后现代小说和后殖民小说某些艺术手法用以“反思或批判”。

文类;记忆;创伤小说;文化创伤

  内容提要:小说再现事件,不是以追求历史真实或还原事件为己任,而是一种富有历史责任感、且兼具美学理念的记忆书写。小说中的事件再现,既是对厚重历史的回顾和反思,也是折射现实的方式,其中不乏新颖独特的形式。通过对题材、主题和形式的分析归类,本文指出界定创伤小说为一种新次文类,不仅是小说文类研究的新领域,而且对于文化创伤研究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文类 记忆 创伤小说 文化创伤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外国文学类一般项目“文化创伤的时间维度研究”(08BWW013)。

  刘玉,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文化创伤是加诸于受害群体意识的痛苦记忆,是“一个经验主义的科学概念,用于表示以前无关的事件、结构、认知和行动之间新的、有意义的因果关系”(Alexander 1)。同时,文化创伤往往虚实结合地再现事件。“再现政治”因素的介入,令事件再现更为复杂和不确定,这与虚构文学的特点不谋而合。虚构文学主要是以文字为媒介的事件、思想和情感再现,文字再现富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故虚构文学在回溯记忆和再现事件时,亦饱含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虚构文学在书写个体心理创伤和群体灾难时,往往因为再现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虚构性受到质疑。一些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的、重大的灾难性事件,经由文学加工,重新呈现于世人时,其中反映的恐怖、害怕、痛苦、孤独、绝望、孤立、疼痛、死亡等境遇和感受,是否能超越时空阻隔,产生感受迁移?比如从薄伽丘的《十日谈》(Decameron)、笛福(Daniel Defoe)的《大疫年记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到加缪(Ablbert Camus)的《鼠疫》(La Peste)、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rquez)的《百年孤独》(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和厄德里奇(Louise Erdrich)的《痕迹》(Tracks),都能不同程度地再现瘟疫的巨大破坏性和毁灭性,这些虚构事件所参与建构的瘟疫集体记忆或文化创伤,绝非各自孤立,而是相互关联、共同作用。这些虚构故事的题材,或隐射真实历史灾难,或刻意杜撰,事件的真实性明显让位于境遇和感受的真实。虚构文学的文类中,当属长篇小说最能全面、深入和有效地再现事件①。小说里再现的事件,绝不是简单的历史事件重演,而是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故事新编或事件重构。毕竟,小说家从来不是实录历史的那个人。

  显然,小说绝不等同于历史叙事,历史真相从来不是其终极目标,而虚构真相中往往蕴含着美学价值和人文关怀。文学和历史分属不同学科,二者或有交集,但重心和诉求截然不同。至于哪一个更接近真理,则见仁见智。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文学(诗)犹胜历史,“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亚里士多德81)。文学的艺术性,赋予其超越历史的哲学性和普遍性。历史则是以纪实为己任,不论出于何种目的的篡改,皆为史家不齿。文学虽不拒绝历史,但却绝不奉“信”为圭臬。可以说,文学再现之于历史真相,犹如神之于形。至于文学中再现的历史片段,有可能形神兼具,但究其实质,却不是希冀还原历史真相,而是搭建从真实迈向虚构的桥梁。

  这意味着小说是在以自己的方式,想象和再现历史。经由文字建构的虚构真相,并不直接告知读者历史真相,而是提供一面有棱角的镜子,让读者自己去寻觅历史中的真理。20世纪史学界对官方历史、宏大叙事、权威真相的反思和批判,以怀特(Hayden White)的历史叙事理论最富洞见。怀特指出,现存的权威历史,是用文字记录的史实,叙事即其本质。用语言完成的历史叙事,必然带有语言的虚构性,因而历史学科发展的新契机,在于确认其与文学想象的固有联系(怀特,《历史叙事学》170、192)。同时,“大量文学写作并非虚构”(White,“Historical Discourse” 32),对历史叙事有着直接影响的,是文学语言或文学写作中的修辞、诗学和象征,而不是文学写作中的虚构性。怀特的历史叙事理论,彰显历史话语对文学语言或文学写作借鉴之余,还暗示文学不乏值得肯定和深思的历史性。然而,怀特试图析出文学中虚构性的做法,却可能会削弱文学再现的艺术性和创造力,贬低虚构真相的价值。其实,以小说为例的虚构文学,既不乏为虚构服务的修辞、诗学和象征,也肩负建构不容小觑的虚构真相的重责。本质上,虚构真相复杂且不确定,与历史叙事试图还原的、纯粹和确凿的历史真相,有着同样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此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于小说而言,主要体现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小说自诞生伊始,内容和形式都得到极大地挖掘和发展。从题材、主题,到叙述方法、情节、人物刻画、语言,小说都致力于探索不同的素材和手法,体现新意。但是,小说绝不纯粹以标新立异为宗旨,其现实和历史责任,决定了它和历史真相之间有着间接、迂回、紧密的联系。这样,小说再现事件,虽不是以追求历史真实或还原事件为己任,但却是一种富有历史责任感、兼具美学理念的记忆书写。小说中的事件再现,饱含厚重的现实和历史,亦不乏新颖独特的形式。因此,通过再现特定事件,小说倚赖“弥赛亚式时间”,创伤性事件和创伤想象得以有效结合,不仅包容个体的记忆,还能共同书写和建构社会的、历史的、集体的和文化的记忆(安德森23-33)。这类再现特定事件、书写和建构文化创伤的小说即创伤小说。

  一、一种新次文类

  文学类型,用弗莱(Northrop Frye)的话说,即“文学传统”,因为文学类型研究是以研究传统为基础(96)。具体而言,文类研究并不仅限于分类工作,即将某一类型划归于某种文学传统之中,还应该同时阐明该传统,并指出其类属特征,从而揭示不同文学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247-48)。文类研究的重点,即分类、解释和梳理,研究范式应具备相应的深度和广度。以瓦特(Lan P.Watt)的文类研究为例,有点有面,剖析丝丝如缕,不仅重视小说类型的历史维度,而且避开形式至上的结构主义误区,充分展现小说这一新文学类型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特点。

  小说源自散文虚构故事(prose fiction),18世纪以降,发展迅速,形式日臻完善,写作队伍蔚为大观,创作手法推陈出新,艺术影响力不断扩大。瓦特指出,小说类型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和个人主义思想关系密切(64)。萨义德(Edward Said)将小说视为资本主义文化制品(cultural artifact),认为小说是最能反映现代社会权力关系的文类(70-71)。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则认为,小说因其对传统叙事范式的挑战,得以参与资产阶级文化革命。毋庸讳言,小说和资本主义之间难以割舍的纽带,使其成为“文类的终结”,无愧为现代社会最富活力的文类(137-38)。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呈现出复杂化的态势。与之相呼应的是,小说类型也呈现出多元次文类(subgenre)繁荣共生的局面(Robert 57-69)②。不过,小说次文类划分绝非自然行为,而是一种“相对任意性的批评行为”(詹姆逊131),其由来,与其说是依附于小说形式的发展,不如说取决于批评旨趣的定位。某种程度上,文学批评旨趣反映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小说次文类研究的关键。

  20世纪,科学日渐昌明,物质不断丰富,人类社会稳步发展。然而,战争、自然灾害、民族分裂和融合、文化和性别之争等冲突并没有消失,仍然时有发生。其影响力、波及面愈加深广,甚至引发重大社会变革,影响人类社会前进的车轮。当这车轮突破阻隔、轰鸣着继续其行程,那些异常深刻的车辙,却以不同的面目,永远留存不同群体的记忆中。如果文化创伤是这些挥之不去的车辙,那么创伤小说则是其再现和留存的形式之一。

  首位提出“创伤小说”概念的,是加拿大学者格兰诺夫斯基(Ronald Granofsky)。1995年,他在《创伤小说》(The Trauma Novel)中,通过研究创伤小说与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试图从形式上界定创伤小说,以突出该次文类在当代小说中的地位和发展潜力。格兰诺夫斯基的创伤小说概念,得益于20世纪蓬勃发展的心理创伤理论,不失为创伤理论和文学批评一个重要交集。其实,以心理创伤为主题或题材的小说,绝非20世纪才出现。然而这些小说之所以不能冠以“创伤小说”之名,是因为其未能象征地再现创伤。格兰诺夫斯基认为,“唯其通过文学象征主义发掘个体在集体创伤中的际遇,或过去的真实事件,或现在的危险趋势,或未来的假象恐惧,方能凸现创伤小说的独特之处”(5)。这一定义,厘清了创伤小说和涉及创伤的小说之间的区别,明确了创伤小说应该是以集体创伤为主题,运用象征手法,表现个体在不同时间维度的创伤体验。但是,格兰诺夫斯基似乎只是将重心放在象征手法的分析上,忽视了诸如“集体创伤”“大众创伤”“集体灾难”等是否存在普遍共性,是否会影响故事的讲述和小说的结构?同时,“集体灾难的象征描写”能否作为创伤小说内容和形式的唯一界定标准?如此概述,是否有笼统含混之嫌?

  另一位试图从形式和内容上界定创伤小说的,是英国学者怀特赫德(Anne Whitehead)。她在《创伤小说》(Trauma Fiction)中指出,20世纪创伤理论的兴起为当代小说家提供了“创伤概念化的新方式”,创伤小说以“真实、具体的历史创伤”为题材,形式上借鉴了后现代小说和后殖民小说某些艺术手法用以“反思或批判”(3)。她指出,创伤小说具有鲜明的文类特征,其文类的价值和意义值得研究和梳理。怀特赫德的创伤小说,主要得益于当代创伤理论家克鲁斯(Cathy Caruth)提出的创伤概念。克鲁斯在文集《创伤:探究记忆》(Trauma:Explorations in Memory)的引言中指出,创伤并非伤害发生时产生或出现,而是被受创主体的潜意识压制,痛苦记忆由此变形、蛰伏甚至突变,待到另一事件触发癔症病状,才形成所谓“创伤”(9)③。克鲁斯的创伤概念,包括了三个特点,即潜伏性(latency)、延迟性(belatedness)和反复性(repetition),强调创伤的历史维度与非线性时间之间的共生关系。克鲁斯在专著《无名的体验:创伤、叙事和历史》(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 History)里,进一步阐释了创伤与时间的关系。她把创伤叙事比作“延迟体验的叙述”,认为其“不是躲避现实、躲避死亡的讲述,也不是躲避指涉力量,而是为证实自己对生活无尽的影响”(7)。克鲁斯认为,创伤揭示的是真相,但这一真相往往推迟出现,并延迟发作,其原因是创伤主体的意识中这一段记忆已然缺席。显然,创伤记忆不啻为德里达所说的“缺席的在场”。克鲁斯的思考,使创伤研究从表层推进到深层,穿越了时间的阻隔,捕捉似有似无的记忆。怀特赫德则从克鲁斯的创伤概念中,看出其对小说虚构性的重新审视,“对于克鲁斯,指涉的真相和经历不再与虚构小说背离,二者互为彼此,共同为读者提供阐释和理解的根本性新问题”(13)。基于克鲁斯的创伤概念,怀特赫德试图为自己的创伤小说类型确立主题和文体的范式。但是,她的创伤小说却明显地缺少弗莱提倡的传统定位,不论主题分析还是形式研究,小说之间的共性不够突出,未能揭示该小说次文类的独特性。

  可见,怀特赫德与格兰诺夫斯基的概念界定,都借鉴以克鲁斯为代表的创伤理论家的观点和思考,并试图从文体上梳理创伤小说的特点,但二者的概念表述和研究重心却不尽相同。就概念表述而言,前者选择的是更为宽泛的虚构小说(fiction),而非后者的长篇小说(novel)。有趣的是,怀特赫德的参考文献中并没有出现格兰诺夫斯基的名字,似乎后者提出的概念不在其考查之列。两人的研究各具特色,却不乏共同之处:二者所探讨的创伤小说主题,不论“集体创伤”“大众创伤”“集体灾难”,还是“真实、具体的历史创伤”,均可纳入文化创伤的范畴。而格兰诺夫斯基提出的象征性再现,和怀特赫德强调的创伤时间性特点,亦不无借鉴之处。格兰诺夫斯基和怀特赫德的研究,不仅提出了创伤小说的概念,还不谋而合地指出其与文化创伤的关联,这无疑为推进创伤小说的文类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两部专著,是创伤小说文类研究的奠基之作,虽不尽完善,但重要性不容小觑。两位学者都同意:创伤小说是对真实事件展开主观想象,并进行文学再现的小说。事件选择,即小说题材,是创伤小说文类界定首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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