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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应对大数据技术的伦理挑战

发布日期:2019-03-10 17:40  新闻来源:  编辑:宣传部社科规划办

大数据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为人类服务,也可能给人类带来麻烦。近来,频繁爆出的网络公司泄露个人信息事件引起广泛关注,也使人们意识到,正确认识和有效应对大数据技术带来的隐私伦理问题至关重要。围绕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段伟文、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田海平、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黄欣荣。

记者:如何认识大数据技术的“双刃剑”特征?

段伟文:目前,大数据分析可以对人进行数据画像,在聚类、相关性分析以及数据整合的基础上刻画人的行为特征与倾向,在商业智能推荐、人的行为预测等方面具有十分广泛的应用前景。从现象上看,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分析工具,但如果使用这些技术的人动机不良,就有可能带来不良的后果。从本质上讲,大数据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于数据本身的特殊性,即各种数据已经成为表征人的存在和行为的观测量,数据中隐含着人的各种信息,而这些信息很容易作为引导、说服与控制人的行为的工具。这一本质特征往往会诱使商家和滥用权力者干预人的自主权和侵犯人的隐私权。

田海平:“双刃剑”最突出的所指与大数据技术带来的隐私伦理问题有关。在大数据技术背景下针对隐私伦理问题的讨论,人们主要关注的也是信息隐私方面的伦理问题。这一点最为集中地体现在数据的开放共享与个人信息隐私保护两者如何平衡的问题上。一般所说的大数据技术是把“双刃剑”,也主要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但是,在我看来,数据的开放共享只是大数据技术得以实现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它还包括通过数字化技术获取和存储数据,通过大数据平台对海量数据进行深度挖掘、预测以及反馈等更为深度的或实质性的数据占有和使用方面的问题。最令人担忧的是,目前这种获取数据和使用数据的方式,已经可以通过深度机器学习做到完全智能化。就大数据的占有和使用方面而言,大数据技术再加上机器学习,不仅在数据共享方面而且在数据深度挖掘方面把个人信息隐私的保护和数据权的确权问题都交给了“算法”,这是一个更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更为深层的大数据技术的“双刃剑”的方面。

黄欣荣:任何技术都是“双刃剑”,大数据技术也是如此,它既会给人类带来一个数据化的透明世界,让人们能够更加全面、精准地认识和把握世界;又可能带来隐私信息的大开放、大泄漏,给我们带来麻烦。大数据利用其智能感知、云存储等先进技术能够把万物数据化,把人类的所知、所想和所为都变成了可以快速存储、传输、计算的数据,让人们几乎不再有隐私。当然,如果每个人、每件事都不允许数据化,不允许数据共享,那么大数据时代也就不可能到来。

记者:大数据技术会带来哪些伦理问题?引发这些伦理问题的原因有哪些?

段伟文:目前大数据带来的主要问题包括数据保护、算法操控、隐私权以及因为大数据技术的兴起而凸显的被遗忘权等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有四:其一,社交媒体与网络平台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数据驱动的社会经济生活,数据成为人的活动的等价物,数据已经成为各种社交媒介与电子商务及共享经济平台运行的“燃料”,数据分析已经成为数据化生活的引擎。其二,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智能化商业推荐系统带来了全新的、具有颠覆性的营销方式,其营销效率较传统的营销模式具有指数倍增效应,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包含个人隐私及敏感信息的数据被单纯地视为牟利的工具和随意买卖的商品,个人的数据保护往往被商家因图利而忽视,甚至被商家运用算法加以算计,使人的隐私权受到侵犯,很少会考虑人的被遗忘权。其三,数据保护机制特别是合理可行的个人数据授权机制尚未建立,很多数据在用于某一目的的分析之后被用于其他不明用途。其四,分散的数据被整合之后也可能会通过数据分析洞察出一些不一定准确但会对主体造成负面影响的特征,进而诱使对这些特征的不良使用。

田海平:主要有三类伦理问题:(1)个人信息隐私及安全的伦理问题;(2)数据的真实可靠的伦理问题;(3)数字鸿沟和价值鸿沟带来的伦理问题。以隐私伦理为例,以往建立在个人直觉、情感和空间感知基础上的隐私伦理框架,正在面临日益严峻的由道德合理性基础之变更所带来的隐私框架的扩展。一方面,隐私保护和隐私伦理愈来愈诉诸大数据算法体系,被当作是一种可工具化、可计算的且不断升级的“允许协议”。另一方面,物理空间中的个人信息要转化为赛博空间中的大数据,必须完成对敏感信息的“脱敏化”处理,而这个过程亦需要由大数据算法所设计的标准化程序来完成。从这两个方面看,隐私伦理的框架拓展必须应对大数据时代“算法体系”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黄欣荣:大数据技术带来数据采集权、保存权、使用权、知情权、所有权、删除权、隐私权等伦理问题。数据已经成了一种新资源,具有巨大潜在价值,因此必然会被许多机构所采集、存储和利用,由此也必然会带来大量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大数据技术是一种全新的信息技术,大数据的伦理问题是全新的问题。传统的法律法规、伦理道德很难约束相关机构对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使用,而新的法律、法律和伦理规范又来不及制定,而且新技术带来的新问题还没有完全暴露,因此带来了数据采集、存储、使用等一系列伦理问题。

记者:在您看来,应当如何正确应对大数据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做到在大数据技术应用的过程中趋利避害?

段伟文:首先,要进一步凸显主体数据权利保护意识,联系大数据技术发展中各种伦理冲突,解剖典型案例,进而从理论上廓清符合大数据时代特征的新型的数据权利、隐私权以及被遗忘权的基本概念以及实践范例。其次,建立起包括商家、政府法律部门、普通用户等相关利益群体的商谈、对话机制,在具体的数据驱动的社会经济乃至治理活动中的数据保护规范与实现机制。其三,要做好与危害数据权利、恶意侵犯个人隐私的牟利行为长期缠斗的准备,通过对侵犯数据权利重大事件的处置,探寻从法律和伦理层面根治此类问题的有效策略,并使之作为治理法规积淀下来。

田海平:不论人的生产、生活和工作究竟是以何种分类方式被编码到一种“数字人”的镜像之中,大数据时代的核心价值毕竟是要默认数据的“可及性”、“透明性”和“可读性”。这是大数据时代“算法”能够进入人的生产、生活和工作并发挥其合理化工具性价值之功能的必要前提。然而,当我们如此这般描绘大数据时代的时代图像时,尊重个人隐私权和保护个人隐私利益则是一个毋容置疑的底线伦理原则。只有我们的法律体系和道德体系在规范合理性的建构方面,坚守这条底线,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才能够真正做到趋利避害。也就是说,当技术如此运作时,特别是当技术如此运作而走得更长远更稳固时,它必须附加一个限定条件,即尽管数据可以在“一种默认的透明性中”被操作,但是个人“却应该被一种默认的非透明性所保护”。这种“共享”与“保护”之间的辩证法及其内在的紧张关系,特别地说来,构成了大数据时代无法割舍的两面性。它实际上凸显了将“数据共享的伦理”与“隐私保护的伦理”既以一种价值方式又以技术方式在大数据时代同时实现出来的任务。

黄欣荣:面对大数据所引发的伦理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以下的应对举措:第一,树立隐私观念。第二,保持开放心态。面对大数据这种新技术,我们不得不改变隐私观念,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只有数据开放和数据共享才符合大数据时代的时代精神。第三,加强数据立法。国家应该针对新技术、新问题进行及时立法,制定数据采集、存储、传输、使用、销毁等法律法规,明确数据的采集权、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等。第四,坚守底线伦理。大数据时代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个机构都应该牢记法律与伦理意识,坚持不损人利己、尊重他人隐私的伦理底线。第五,呼唤透明公开。数据公司等相关机构应该接受国家、媒体、公众的监督,对数据的采集、存储和使用等情况做到透明公开,让数据被采集者有知情权和处置权。第六,确保人性自由。任何新技术的使用都应该给人类带来更加自由、美好的生活。

本网记者 潘玥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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