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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国宏:戴震哲学方法论新探

发布日期:2019-03-10 17:40  新闻来源:  编辑:宣传部社科规划办

A New Exploration of the Methodology of Dai Zhen's Philosophy: An Obser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rmeneutic Circular"

  邓国宏,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孔学堂中华文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贵阳 550025

  原发信息:《孔子研究》第20182期

  内容提要:利用“解释学循环”理论来考察和评论戴震的哲学方法论,学界已有之阐述还存在层次不明和理解偏失的问题。通过梳理和区分“解释学循环”的三重含义,以此对照考察戴震的哲学方法论论述,可知其一方面有与现代哲学解释学相通的地方,另一方面亦有自身的不足。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对比,戴震哲学方法论的合理价值、独有特色及其不足,亦得以明白彰显。

  戴震/哲学方法论/解释学循环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乾嘉时期的荀子学研究”(项目编号:17JYC720002)的阶段性成果。

 

  一、研究缘起与方法

  中国古代哲学在经学成立之后,经常是以诠释经典的形式表达出来。新的经典诠释方向、方法常常促成了新哲学的产生。清代乾嘉时期的哲学创新工作就伴随着乾嘉思想家们新的“由训诂以明义理”的经典诠释方法,其中以戴震的哲学贡献为最大,其“因言明道”的哲学方法论亦最为自觉、详备和深刻。当然,关于戴震的哲学方法论,可以论说的内容很多,角度也可以不同,本文只拟从“解释学循环”这个视角来对其作一个侧面的观察。正如吴根友所提示,戴震“因言明道”的哲学方法论“更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解释学而与西方分析哲学的语言哲学形成了巨大的差别”①,所以本文拟借助“解释学循环”这个概念来对戴震的哲学方法论作一番疏解和评论。通过与“解释学循环”的互镜,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戴震哲学方法论之内涵、特色以及局限。而且关于戴震哲学方法论个案的解剖,对于我们整体把握清儒的经典诠释与哲学创新活动,亦有重大的意义。

  利用“解释学循环”理论来观察戴震及清儒的经典诠释,相关研究者已发表不少意见,但认识远未统一,甚至形成了一种对立的立场。有些研究者利用“解释学循环”来批评戴震的经典诠释与哲学创新,指责戴震的经典诠释实践与方法未能符合“解释学循环”之要求,如钱钟书、李明辉、黄俊杰等②大都认为,“由训诂以明义理”的解经方法过于注重局部的字词之训诂,从而导致对于经典整体思想的阐发严重不足,甚至发生偏差;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解释学循环”正可以用来阐明戴震哲学方法论的相关论述,戴震的哲学方法论与“解释学循环”存在许多相通之处,如李畅然就通过辨析清代客观化解经方法论同“诠释学的循环”原理之疑似,批评了李明辉、黄俊杰等人套用“解释学循环”批评戴震等清儒的错误,又如刘清平、周光庆、吴根友等亦以“视域融合”的理论把握和阐释戴震哲学的“大其心”以与圣人“以心相遇”的解经要求。仔细考察这些成果,研究者们在“解释学循环”理论本身的理解、运用“解释学循环”来说明戴震经典诠释方法论的适用性、事实的认定与定性等相关问题上,都还存在不同的意见。要之,许多学者虽然对此发表过看法,但或是对于“解释学循环”的多重含义未作区分、理解不够,或是对于戴震的哲学方法论考察不够全面,其认识还存在许多模糊与偏颇之处,相互之间的论辩亦存在一些不相应的地方,由此给笔者留下了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有鉴于此,本文拟首先分析“解释学循环”的多重含义,然后以此对照阐释戴震的哲学方法论论述,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对于其特色与不足的一些认识。

  最后,正如学者所言:“在‘哲学’诠释学中,‘诠释学的循环’早已不再是一个方法论的原理,而是一个本体论的基本原理,它不会因为方法论的不完善或偏颇而遭阻断”③,也就是说,不管解释者对于“解释学循环”是否有一个方法论上的明确意识,其经典诠释的实际活动都免不了存在着“解释学循环”。事实上,在经典的诠释活动中,诠释者之自觉的方法论论述往往可能与经典诠释的实际活动并不完全一致。所以为避免以上两个层次内容的纠缠和文章论述的复杂化,笔者基本不会处理戴震经典诠释中的具体问题,而仅就其明确的方法论自我意识及论述加以考察。这是关于本文考察方式的一个事先说明。

  二、“解释学循环”的多重涵义

  “循环”作为人类解释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很早就为人们所认知并加以探讨。根据现在国内学者对于西方解释学的研究,这种被称作“解释学循环”的现象,在从“部门解释学”到“哲学解释学”(“一般解释学”)的西方解释学的整个发展历程中,都是被考察的核心问题之一。按照何卫平教授的概括,“其基本的含义是,对整体的意义把握必须建立在对于部分的理解的基础上,而对部分意义的理解必须以对整体的把握为前提”④。可见,所谓“解释学循环”,指的是在人的解释活动中部分和整体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循环这样一种现象。

  不过,对于解释活动中存在怎样的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性质、地位如何理解等问题,西方解释学的看法有一个发展的历史过程。最早被人们认识到的是解释活动中作为诠释对象的经典文本自身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即经典的字、词、句、段落、章节的理解与整部经典的大旨的理解之间所存在的循环的关系:对于整部经典宗旨的理解离不开对于其中字词、句段、章节的一一逐步理会,但要想真正理解局部的字词、句段和章节的含义,又必须将它们放入整体中来把握。这种文本之内的部分和整体之间在理解上的循环依赖关系,是“解释学循环”的最初含义。它在“部门解释学”的很早阶段就已被东西方的学者注意到,比较容易理解。“总的来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局部解释学所涉及到的解释学循环主要集中在语法与文字的理解和解释的层面上,局限于对于文本原意的把握方面。换句话说,循环主要是在文本内部的整体和部分之间进行的”⑤。这可算是“解释学循环”的第一重含义。

  但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是相对的,相对于部分而言的整体总是可以无限向外扩展的。随着解释学从“部门解释学”走向“一般解释学”或“哲学解释学”,人们对于解释活动中存在的循环现象之范围的认识不断扩大,即“不再局限于文本内部,而是逐步走向它之外,扩展到更本原、更广阔、更深层的空间”⑥。经典文本作为古代伟大人物精神创造的产物,是作者整个生命历程的一个要素,与作者的心理历程、运用的语言密切相关;而作者的精神世界,无论形式或内容,又都和其所处时代、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离不开,作者及其作品都可说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书写出来的经典文本与作者的精神世界、作者所处时代的语言、社会和历史世界之间,也存在着一种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在对它们的理解上,也应遵循一种整体与部分的循环要求。这是“解释学循环”的第二重含义。

  “解释学循环”的上述两种含义,还只是将目光停留在作为解释对象的文本及其作者、时代与社会背景上面,当我们把解释活动的主体也纳入考察范围的时候,解释活动中的部分与整体关系的内涵又有了不同。解释者对于文本及其作者(包括作者的心理历程、语言表达、历史与社会背景等)的理解和把握,又是解释者对于世界、社会、人生及其发展历程的所有经验、理解之整体的一部分。解释者在进入对于一种新的对象的解释活动从而成立解释关系时,他个人之前的全部的人生经验,包括他所承载的社会与历史文化的背景因素,就都构成了其解释活动的“前理解结构”。在解释者接触解释对象之前,他已经具有了这个“前理解”。面对之后接触到的解释对象,也许他的这个“前理解”不需要作任何更改就能涵盖解释对象的部分要素,但肯定还有部分异质的要素需要解释者放弃、修订或扩大自己的“前理解”以便把它们融贯起来,这就叫做视域融合。在视域融合之后形成的这个扩大了的视域,就包含了解释者的部分“前理解”和解释对象的部分要素,它与后者之间形成一种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这种部分和整体之间同样地存在理解上的循环关系,解释者需要在二者之间不停地循环往复,这样才能使得整体和部分同时显明起来。此乃“解释学循环”的第三重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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