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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健:在“实际生活”与“存在意义”之间

发布日期:2019-01-04 08:50  新闻来源:  编辑:宣传部社科规划办

Between “Factical Life” and “Meaning of Being”:Two Internal Clues in Heidegger’s Early Freiburg Lectures

 

  王宏健,弗莱堡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德国 弗莱堡 79098

  原发信息:《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182期

  内容提要:海德格尔存在问题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其思想的开端处,亦即他的早期弗莱堡讲课中。通过对世界观哲学和科学哲学的双重批判,海德格尔提出了从“理论之物”回归“前理论之物”的哲学道路。然而,前理论之物究竟意指“实际生活”还是“存在意义”却并不明朗。通过解构和形式显示方法,海德格尔将二者统一于“先行把握”,这就是早期海德格尔“实际性存在论”这一哲学规划的主要特征。同时,这也导致了早期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转向”。然而,与其说“存在论转向”是海德格尔对实际生活与存在意义的两难处境的最终解决,不如说,它恰恰彰显了这一两难处境,而生活与存在这两条内在线索之间的矛盾也构成了海德格尔哲学思考的动力。

  实际生活/存在意义/存在论转向/形式显示

  标题注释: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201306260128)。

 

  毫无疑问,存在问题是海德格尔一生哲学运思的主导问题和基础问题①。但是,存在问题究竟是何时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首次出现的,却一直颇有争论。按照海德格尔自己的回忆,早在高中时期,他就通过布伦塔诺的博士论文《论亚里士多德那里存在的多重含义》(1862)首次接触了存在。此后,他又通过布赖格的《论存在:存在论纲要》(1896)一书对存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②。并且,海德格尔宣称,从学生时期直到《存在与时间》发表,存在问题一直伴随着他,尽管有时是以一种并不那么明显的方式:“对存在之多样性的单一意义(dasEinfache)的追问,那时候只是模糊、游离而无助地激发着我,尽管经过了许多次翻转、歧途与无措,但它始终是20年后出版的《存在与时间》的不懈动力。”③

  那么,这里海德格尔所说的多次“翻转”究竟是怎样的呢?要澄清这个问题,就需要回到海德格尔思想的开端处寻找答案。海德格尔研究者克兹尔(Th.Kisiel)指出,在海德格尔的早期弗莱堡讲课中发生过一次明显的转向,亦即从生活哲学的阶段转向了实存论存在论的阶段,并且,这一转向发生于1921年的讲课中④。这一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海德格尔自己的表述:他对存在问题的关注,并不是连续的,而是经过了许多次“翻转”。从博士论文时期反对心理主义,坚持哲学的逻辑性和严格性,到教职论文时期对个体性的强调,以及在弗莱堡任私人讲师时期在前几门讲课中对实际生活经验的注重,再到1921年之后对“生活的存在意义”的探究,海德格尔的思想经历着激烈的变化。

  按照这一提示,本文试图澄清,海德格尔在其早期弗莱堡讲课中是如何从生活转向存在,从而将存在问题真正置于其思想的核心,以及这一转向对于海德格尔又有何意义。在1922年的一份简历中,海德格尔写道:“我所有讲课的研究基础和目的在于,对实际生活这一基本现象作出系统的现象学存在论的阐释。”⑤这个说法是海德格尔向外界表明其学术旨趣的“公开”文字,由此可见,海德格尔早期哲学的基本形象至此已经成型。那么,这种所谓的“实际生活”的“现象学存在论”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哲学呢?海德格尔为何将“实际生活”作为哲学研究的主题?而这种实际生活的“存在论”又在何种意义上得以可能呢?

  一、从“理论之物”到“前理论之物”

  如果我们要理解海德格尔哲学的独特规定,就必须首先澄清海德格尔所处的思想背景。巴姆巴赫(Ch.R.Bambach)认为:“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有一种影响深远的时代意识,它认为对哲学危机的解决在于发展出一种新的哲学方法(无论是认识论、诠释学、实证主义还是现象学),从而为严格的科学真理的可能性提供保障。”⑥而那个时代的哲学危机,可以被概括为科学主义与历史主义或者科学的哲学与世界观哲学之间的争论。值得指出的是,这一争论海德格尔曾反复地加以刻画,从早期弗莱堡到马堡乃至教授时期的前几门讲课中,海德格尔对此几乎是每课必提,并且通常是在导论部分将其勾勒出来。在此,我们以海德格尔的第一门弗莱堡讲课,亦即1919年战时紧迫学期的讲课为例,来表明这一点。

  在海德格尔看来,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传统哲学认为,哲学的内在任务是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每个人的精神关注”,它谈论“在所有意义上都终极、有效和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东西”⑦。具体地讲,世界观指的是:“对人、价值和事物的执态之原则的秩序和规定。”⑧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就是世界观,世界观更好地表达了哲学的本性。然而,经过了康德批判哲学的洗礼,哲学不再能够成为世界观,这就是说,在传统的意义上建立形而上学乃是无用之功,一种经验上的关于超感性实体的超越知识被证明是不可能的。风靡于当时德国学界的是批判价值主义,他们认为,哲学是批判的价值科学,它为世界观——包括真、善、美和神圣价值提供了基础。准确地说,哲学不是世界观,相反,世界观成了哲学的界限。只有在对素朴的世界观的批判和否定中,才形成了“科学”的哲学,而这种科学的哲学又构成了“科学”的世界观的基础⑨。

  海德格尔的基本立场是在二者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他认为,无论是世界观哲学,还是批判的科学哲学,都没能摆脱哲学与世界观的相关性。批判哲学尽管否定了将哲学等同于世界观的看法,但是它把哲学当成世界观的否定,依然难以逃脱“世界观”的窠臼。从逻辑上看,哲学与世界观的关系无非有两种可能:哲学是世界观;或者,哲学不是世界观。在此,海德格尔指出了第三种可能:哲学与世界观无关⑩。这显然是对旧哲学的迎头一击,而关键的问题是,假如哲学与世界观毫无瓜葛,那么,哲学究竟是什么?不过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问的是:海德格尔何以如此迫切地试图把哲学从“世界观”之中拯救出来呢,其思想动机何在?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以世界观来界定哲学,是现代哲学的产物。在希腊语中就找不出“世界观”这样的词(11)。既然如此,把传统哲学理解为世界观哲学,这是不是对它的一种误解呢?现代哲学宣称自己是“科学的”哲学,而正是在这一认识背景下,与现代哲学迥异的古典哲学就被强加了“世界观”或者“世界观哲学”的称号。然而,海德格尔提醒我们注意,“世界观”事实上只是现代哲学特别是德国观念论哲学为了论证自身的合法性而树立的一个“假想敌”。

  在海德格尔看来,世界观中的“直观”绝非某种中立的、理论化的考察或观察,相反,它与观点、立场和信念本身有关(12)。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世界观立足于人的此在及其特殊性,因为每个人在其当下的、各个不同的处境中可以且必须拥有不同的观点。然而,世界观的这个特征却与对它的要求有所冲突。人们对世界观的要求是:在多样性和个别性的观点之外提供某个统一和普遍有效的价值体系。而这一要求的最终结果则是某种“科学的”世界观。这一世界观的内在矛盾体现了海德格尔所指出的世界观疑难,并且他尝试将其与他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联系在一起,他指出,世界观乃是“形而上学的一种现代变种”(13)。

  我们发现,无论是对科学的哲学还是对世界观哲学的批判,都意指同一个核心:那就是从1919年战时紧迫学期开始海德格尔所不遗余力地加以批判的哲学的“理论化”姿态。海德格尔将这一姿态称作“理论之物的统治地位”,这种哲学带来的结果是形成关于生活和世界的理论化知识,而这种知识只是“分割或者破坏的解释”,当人们尝试理论化地解释周围世界时,“周围世界就倒塌了”(14)。这种“理论化”哲学也是一种认识论哲学,其特征是对生活及其世界的对象化处理,以认识论的语言来把握生活,也就是说,它将生活分割成多个逻辑单元,从而无法通达生活的原始动变(Bewegtheit)。

  诚然,海德格尔对理论之物的反对并不意味着他会倾向于“实践”,他说:“理论之物的这种统治地位必须被打破,但并不是为了宣告实践之物的优先地位,也不是为了带来某种不同的东西,以便从一个新的角度显示难题,而是为了把理论之物本身引回到某种前理论之物上。”(15)正如海德格尔既批判科学的哲学,也批判世界观哲学,在这里,他既批判理论的优先地位,也批判单纯地朝向实践。毋宁说,海德格尔的“前理论之物”指的是先于理论和实践之区分的东西。那么,这个“前理论之物”到底意指什么?是实际生活,还是存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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