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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平:费尔德曼的认知证据主义

发布日期:2019-03-10 17:39  新闻来源:  编辑:宣传部社科规划办

On Feldman's Epistemic Evidentialism

 

  文学平,哲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发信息:《兰州学刊》第20187期

  内容提要:证据主义在知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费尔德曼是当代证据主义的核心捍卫者,他刻画了人们的认知义务,并对证据、拥有证据、证据支持等核心概念给出了解释。当代认知证据主义也面临一些反驳,这些反驳都可以得到较为合理的回应。证据主义的认知义务不是要求信念主体采取某种信念态度,更不是任何信念态度都能得到许可,而是在特定的证据条件下只许可信念主体形成唯一的一种信念态度。

  Evidentialism has a great role in epistemology,Richard Feldman is a key figure in contemporary evidentialism,he has characterized our epistemic oughts,and answered the questions of what's evidentce,what's having evidence,and what's evidential supporting,but his evidentialism has to face some objections.However these objections can be avoided by proper explanation.Epistemic oughts stipulated by Felman is not to require believers to adopt certain doxastic attitude,nor is any doxastic attitude permitted,but only one doxastic attitude is permitted.

  证据/拥有证据/证据支撑/认知义务/Evidence/having evidence/evidential supporting/epistemic oughts

  标题注释:教育部项目“知识论视野中的信念与伦理”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YJC720040)。

 

  当代认知证据主义(epistemic evidentialism)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齐硕姆、①哈克、②柯尼和费尔德曼③等。齐硕姆在《刘易斯的信念伦理》一文中提出了如下的“实践三段论”:

  任何人只要有证据,接受相应的结论就可得到保证。

  我正好有那证据。

  因此,我接受那结论是有证成的。④

  在此,齐硕姆不外是说,只要有证据,他就有权相信,相信的权利或义务只跟证据与结论之间的支撑关系相关,跟意志或利益无关。当然对此可能有不同的解释:有可能将齐硕姆的主张理解成严格证据主义,即S有权相信p,当且仅当S有充分的证据,波伊曼将此立场归于齐硕姆,“一个人应该相信某些命题,当且仅当它们获得了充分的证据支持”⑤;也有可能将其理解为温和证据主义,S有权相信p,如果S对非p没有充分的证据,我们认为在信念伦理上,将齐硕姆理解为温和证据主义者是比较适当的,因为他曾明确说:“一个命题在被证明有罪之前,应该当作是无辜的。仅当我们对一个命题的矛盾命题有充分证据时,我们接受这个命题才是不合理的。”⑥严格证据主义的信念伦理采取的是“有罪推定”原则,除非有充分证据证明一个命题是无辜的,否则有权认定它很可能是有罪的,即有权不相信它,甚至有义务不相信它;温和证据主义采取的是“无罪推定”原则,“对于任何一个命题,除非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它是有罪的,否则我就有权相信它是无辜的,即有权相信。”⑦迈兰认为“这个三段论很好地阐明了证据主义”⑧,而费尔德曼认为,齐硕姆只是“暗示了证据主义”,“明确捍卫证据主义”的是他自己和柯尼。⑨谁的评价更公正呢?应该说都是公正的,齐硕姆确实有关于证据的一些经典论述,但他确实没有明确而系统地捍卫证据主义。

  哈克提出了一种融合基础主义与融贯论的“基础融贯论”(foundherentism),其核心观点是:“一个人相信某物在某个时间是否被证成,如果被证成,在何种程度上被证成,这取决于他的证据在那个时间相对于那个信念是多么好。证成有程度之分;它是相对于时间的;它是个人的,尽管不是主观的;它既有准逻辑的因素,又有因果的因素。”⑩虽然基础融贯论的核心是要解答证据支持的本质和认知证成的结构问题,但如果从信念伦理的角度来看,她依然是严格的证据主义者,即“相信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这在知识论上始终是错的”(11),但这并不意味着相信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在道德上一定犯了什么错误,或者在实践上一定是不对的。哈克明确地区分了不同类型的证成。虽然哈克提出了新颖的基础融贯论,但是哲学家们在谈到证据主义的时候却很少提到她,或者说她那独特的证据主义并没有得到哲学家们的广泛接受。(12)

  当代哲学家中明确而系统地阐释和捍卫证据主义的,以费尔德曼和柯尼最为显眼。他们合作完成了当代证据主义的经典论文《证据主义》(13)以及其他一些相关论文,(14)但相比较而言,费尔德曼对发展证据主义的功劳似乎更大一些,在哲学界的影响也更大一些。在阐述证据主义的时候,凡是提到柯尼的,都会一并提到费尔德曼,但在提到费尔德曼的地方,却不一定会提到柯尼。费尔德曼论述证据的著作也确实比柯尼要多一些,直接从证据主义的立场来阐释信念伦理的也是费尔德曼,(15)因而我们在此只以费尔德曼为核心来进行考察。

  一、核心命题

  费尔德曼和柯尼在《证据主义》一文中,第一次明确地论证了证据主义的核心命题,并在以后的著作中不厌其烦地强化该命题:

  在时间t,主体S对于命题p的信念态度D在知识论上是有证成的,当且仅当,拥有对命题p的态度D跟S在时间t拥有的证据相吻合。(16)

  对此,我们称之为证据主义之核心命题的“证成表述”,该命题不是对“知道”或“知识”的概念分析,也不是对“信念”概念的分析,而是对知识论上的信念证成概念的总体描述。相信、不相信、悬置等不同形式的信念态度之认知证成,或者说,信念态度在知识论上的合理程度,取决于相信者当时所拥有的证据的质量。相信的态度能有认知证成,不相信或选置的态度亦能有认知证成。因此,根据费尔德曼和柯尼的意思,证据主义的证成表述又可以分解为以下三个命题:

  (1)S在时间t有证成地相信命题p,当且仅当,S在时间t的所有证据总体上是支持命题p的。

  (2)S在时间t有证成地不相信命题p,当且仅当,S在时间t的所有证据总体上是支持非p的。

  (3)S在时间t有证成地悬置对命题p的判断,当且仅当,S在时间t的所有证据总体上既不支持命题p,也不支持命题非p。

  除开“证成表述”而外,费尔德曼还在十五年之后明确地给出了证据主义核心命题的“义务表述”。虽然“证成表述”与“义务表述”并没有实质性的不同,二者可以相互化约,但我们关注的焦点应该相信什么,因而会更加重视证据主义的“义务表述”:

  O2.对于任何个人S、时间t和命题p而言,如果S在时间t对命题p有任何信念态度,并且S的证据在时间t支持命题p,那么对于p,S在知识论上就应该有受到S在时间t的证据支持的信念态度。(17)

  对证据主义的“义务表述”,我们仍然可以分解成三个义务命题:

  (4)如果S在时间t相信命题p,并且S在时间t的证据总体上支持命题p,那么S在知识论上就应该相信p。

  (5)如果S在时间t不相信命题p,并且S在时间t的证据总体上支持命题非p,那么S在知识论上就应该不相信p。

  (6)如果S在时间t悬置对命题p的判断,并且S在时间t的证据总体上既不支持命题p,也不支持命题非p,那么S在知识论上就应该悬置p。

  将证据主义的义务表述分解为这个三个命题,虽然比最初的表述似乎清晰一些了,但仍然有歧义:“如果S在时间t对命题p有任何信念态度”,那么就有相应的认知义务,这里的“有任何信念态度”究竟是“已经拥有”还是“将要拥有”呢?如果是已经拥有,那么随之而来的认知义务就只是起到了一个单纯的评价作用,即一个人已经做了某事,再评价说“他应该如此做”。如此一来,认知义务就成了“马后炮”或“事后诸葛亮”,不能起到指引和规范信念状态形成的作用。如果“有任何信念态度”实际上的意思是“将要拥有”,那么认知义务就可以起到指引和规范的作用,当然同时也能起到了评价作用。我们认为只有后一种情况才是真正的认知义务。费尔德曼所认为的认知义务,究竟是哪种情况呢?且看他自己的解释:

  如果某人对某个命题打算(is going to)采纳任何态度,那么,如果他当下的证据支持该命题,他就应该相信它;如果他当下的证据反对该命题,他就应该不相信它;如果他当下的证据是中立的(或接近中立的),他就应该悬置对它的判断。一个人可能从未考虑某个命题,并且不打算形成关于该命题的任何态度。在这种情况下,(O2)并不意味着此人应该有对那命题的任何态度。(18)

  由此可见,证据主义核心命题之义务表述中的“有任何信念态度”实际上是“将要有任何信念态度”,而非“已经拥有”,因此,为了更加准确地表述证据主义的认知义务,我们将其分解为如下三个命题:

  (7)如果S在时间t打算相信命题p,并且S在时间t的证据总体上支持命题p,那么S在知识论上就应该相信p。

  (8)如果S在时间t打算不相信命题p,并且S在时间t的证据总体上支持命题非p,那么S在知识论上就应该不相信p。

  (9)如果S在时间t打算悬置对命题p的判断,并且S在时间t的证据总体上既不支持命题p,也不支持命题非p,那么S在知识论上就应该悬置p。

  对此,我们可称之为证据主义核心命题的“实质义务表述”,因为对于将要进行的信念形成过程负有认知上的义务,这种义务就会对相应的信念状态的形成起到实质性的引导和规范作用,而不仅仅是事后追认的名义上的义务。这种实质上的认知义务,不是说只要有充分的证据在手,就一定有义务相信相应的命题。即证据主义的实质义务表述,不是如下的意思:

  O1.对于任何命题p、时间t和个人S,S于时间t在知识论上应该有受到S在时间t的证据支持的、关于命题p的信念态度。(19)

  对此,我们可称之为“过重义务表述”,因为该表述蕴含着过重的认知义务,只要你当下有充足的证据,那么你就应该相信,然而就普通人的认知能力而言,这显然是办不到的。对此,费尔德曼有清醒的认识:

  假如一个人有确凿的证据支持某一命题p。而且,p有大量明显的逻辑结论,甚至是无限多的明显结论,这些结论都得到了他拥有的证据支持。……那人对这些命题有很好的证据支持,但他应该相信这些命题,却不是真的。如果这样做,那将是信念主体对认知资源的过于愚蠢的使用。(20)

  对任何一个信念主体而言,一个人拥有的证据可能支持很多命题,这些命题加上另外一些他理解了的命题就可以构成无限多的选言命题,我们当然没有理由认为他应该相信所有这些无穷无尽的选言命题,而且每个人的时间、精力和认知资源都是有限的,每个人都倾向于将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认知资源分配到一些相对重要的事情上去,不可能让一些没有多大实践价值或理论价值的信念状态来挤占各种有限的资源。因此,(O1)表述的认知义务是不切实际的,它让信念主体承担了过重的认知义务,在这个意义上说,(O1)是错误的。但(O2)并不会导致同样的过重义务,因此证据主义赞同的是(O2),而不是(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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