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郗戈: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发布日期:2019-03-13 08:50  新闻来源:  编辑:宣传部社科规划办

Paradigm Shift of Marxist Philosophy Studies:Based on the New Paradigm of Studying Das Capital

 

  郗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

  原发信息:《哲学动态》第20186期

  内容提要: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是为了从理论与实践意义上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我们看到,从青年马克思著作研究向成熟马克思著作研究的“重心转移”现象,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热点更迭,而具有“学科范式转换”的重大意义。自20世纪末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始发生范式转换,即借助成熟马克思的“资本逻辑与人的发展”的问题域,走出“实践主体性”的原有范式,逐步形成“资本逻辑批判”的新范式。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看,资本逻辑批判的新范式比实践主体性范式更具有生命力,更能契合21世纪的时代问题。新范式的理论生命力在于,它比原有范式更为契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历史性精神,更为符合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逻辑与发展方向,即不断从抽象一般性研究上升到内含特殊性的具体总体研究。新范式的现实生命力在于,它比原有范式更为契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精神,即不是外在地套用到“现实一般”范畴上,而是内在地切中特定现实。新范式基于《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内在引申出切中当代现实的一系列关键问题,开启了若干重大的新问题域,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

  《资本论》研究/范式转换/当代发展

  标题注释: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2XNJ013)的阶段性成果。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也是《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一版出版151周年。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法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历史深度与复杂内涵。由此,《资本论》哲学思想关于人类文明发展走向的预见也日益彰显其丰富内涵、鲜活阐释力与当代生命力。

  近年来,《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日益勃兴。这种从青年马克思著作研究向成熟马克思著作研究的“重心转移”现象尤为值得关注。应当追问的是,这种研究重心的转移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究竟具有何种重大意义?我们认为,这种研究的“重心转移”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热点更迭,而极有可能具有“学科范式转换”的意义。本文尝试对《资本论》研究所推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转换作一探讨。

  一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要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研究范式的转换问题,首先需要探究一般科学史、学科史意义上的“范式”和“范式转换”问题。

  恩格斯对《资本论》所完成的“科学革命”的论述,在某种意义上包含着近似后来“范式”概念的天才萌芽。在《资本论》第2卷“1885年版序言”中,恩格斯比较了近代“化学革命”与马克思的“经济学革命”之间的相似性。他指出,化学家普利斯特列和舍勒析出了一种新气体,但他们不知道所析出的是什么,因为他们仍被既有的“燃素说”范畴所束缚。由此,“析出新气体”这一本来可以挑战和推翻全部燃素说并促使化学发生革命的事实,并没有带来范畴转换和科学革命。相反,后继者拉瓦锡根据“析出新气体”这一事实,系统地反思和批判了整个燃素说化学,方才发现这种新气体是一种新的化学元素“氧气”,从而推翻了燃素说,建立了新的化学范畴。由此,恩格斯指出:“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马克思与他的前人的关系,正如拉瓦锡与普利斯特列和舍勒的关系一样。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确定我们现在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但是到这里人们就止步不前了。……都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①“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他认为,这里摆在他面前的不是无燃素气体,也不是火气,而是氧气;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于要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也不是在于这种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在于这样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并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根据这种事实,他研究了全部既有的经济范畴,正像拉瓦锡根据氧气研究了燃素说化学的各种既有的范畴一样。”②可见,恩格斯强调科学革命的关键是,必须基于新事实去反思和批判不能把握该事实之本质的既有范畴体系,从而形成能够深刻洞察该事实之本质的新范畴体系。大卫·哈维注意到了恩格斯上述论断的科学史意义,并认为其与库恩的范式理论具有显著的相似性:“其实在库恩提出其有关科学进步的创新理论将近百年之前,恩格斯已经充分表述了这样的思想。”③从这种意义上说,“范式”概念因为蕴含着对科学革命的社会历史性理解,并不是完全外在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而是完全可以被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吸收、改造和使用。

  “范式(paradigm)”概念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加以系统阐述的。所谓“范式”是指,常规科学实践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共同体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概念、准则和方法的总和,并形成了这些科学家的共同信念。范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理论体系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其中最关键的层面是对学科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由此,范式便构成了某一科学论域内关于研究对象的基本意向:它可以用来界定什么应该被研究、什么问题应该被提出、如何对问题进行质疑,以及在解释我们获得的答案时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进而,库恩从范式视角研究“科学革命”。所谓“科学革命”的实质就是“范式转换”:少部分研究者发现了原有范式解决不了的“反常性例外”,引发范式及整个学科的“危机”,进而尝试创造新的范式来解决这些反常情况,并逐步用新范式取代和淘汰原有范式。当然,一个新范式的确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需经历一个赢得大部分研究者认同的漫长过程。要言之,研究范式的更迭就是科学革命,它使科学研究重新设问、解答与布局。

  基于此,俞吾金提出了以“问题域转换”为中心的一套阐释性概念,以阐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哲学史意义,主要包括“知识基质”“问题域”“问题层”“问题域的认同”“问题域的转换”“转换的起始点”“术语更新”“含义差异”等。由此,他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关键点理解为“问题域的转换”:“任何一种理论,如果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原来所蕴含的元问题被一种新的元问题所取代,这里涉及的就是‘问题域的转换’,它意味着旧的理论和旧的问题域已经被新的理论和新的问题域所取代,意味着理论上的革命。”④由此,他把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理解为从“思辨的元问题”向着“实践的元问题”的问题域转换,这基本上仍然延续了国内主流的“实践唯物主义”或实践范式的解释思路。

  上述“范式转换”与“问题域的转换”,不仅可以用来研究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还可以用来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机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马克思哲学思想之间具有历史连续性和逻辑统一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仅以马克思哲学思想为主要对象,而且还要继承、发展其基本原理与方法论。在马克思哲学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发展之间,必然具有某种“同构性”,因而都可以用“范式转换”或“问题域的转换”的方式来理解。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范式”呢?有学者指出,新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依据其研究主题、研究取向、研究方式以及总体风貌,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发端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主要成果体现在认识论研究、价值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和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等方面;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问题意识”充分凸显,研究重心发生转移,主要成果体现为领域哲学、部门哲学研究迅速崛起,同时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进一步向哲学观层次跃升;第三阶段是21世纪,形成了马克思文本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研究等多个日益分化的研究路径,预示着新的范式转换的前景。⑤由此可见,目前学界流行的所谓“文本研究”“原理研究”“哲学史研究”“现实问题研究”等几大“范式”的说法,并不是指上述学科史意义上的“范式”,而仅仅是指多样性的研究路径、研究领域和研究角度。这是因为:第一,不具备范式演变的历史性。这些研究路径都不存在历史性的转换更迭,而是持续存在的常规性研究方式、研究路径。例如文本研究的兴起,并不是学科的范式转换,而是一旦确立就成为该学科中恒常存在的基础性路径。在发生特定范式转换的前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都要以文本研究为基础性路径。第二,缺乏范式统摄的总体性。这些研究路径都不能仅凭自身形成统摄整个学科的总问题,不能有效凝聚成普遍的学术共同体,而只能形成特定流派、特定风格或部门哲学。第三,缺乏范式的质的规定性。这些研究路径都强调局部的或中性的方式、路径和视角,不能阐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学科共享承诺,并不包含对学科整体研究对象的基本意向(即该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如何研究这些对象),也没有形成学科中普遍公认的特定理论旨趣、思维特征甚至价值取向。学科范式转换前后,同样存在着上述各种局部的或中性的方式、路径和视角。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真正的范式需要具备历史性、总体性、规定性等特征。实际上,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正在发生的范式转换,在于从青年马克思的“实践-生产主体性”问题域向成熟马克思的“资本逻辑与人的发展”问题域的转换。

  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传统研究范式基本上依赖于青年马克思的“实践主体性”问题域。自20世纪70年代末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大部分都是围绕着青年马克思的总问题、基本对象和文本资源来展开的。研究者大多从“主体性一般”“实践一般”“生产一般”的普遍原理视角出发来理解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将之理解为“人道主义”“实践主体性哲学”或“实践唯物主义”等,并进而探讨人与社会发展的问题。与之相应,其依据的核心文本正是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述中关于实践、人的本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论述。这种实践主体性研究范式,有其深刻的理论根源和现实基础。

  从理论逻辑的视角看,实践主体性的研究范式显然主要是对青年马克思著作的“激活”阐释,而且较多地借鉴了或依赖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实践哲学的阐释模式。

  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也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即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本身的“社会历史限定性”,从而找到本学科的时代坐标、历史方位与发展方向。历史地看,特定学科概念是对特定社会关系性质的(合理的或不合理的)抽象表达。实践主体性范式的理论逻辑绝不是纯然“自律的”,它是对现实社会生活发展的理论再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发展是一种相对外在于全球化的发展,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理解相对外在化和简单化,突出表现为渴望与西方现代化主流“接轨”,拘泥于相对单纯而抽象的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诉求。因而实践主体性范式经常显现为一种单纯的“启蒙”和“人本”取向,采取“否定性自由”的姿态,努力摆脱传统束缚,奔向现代文明的自由。

  自20世纪末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始发生范式转换:借助成熟马克思的“资本逻辑与人的发展”的问题域,走出“实践主体性”的原有范式,逐步形成“资本逻辑批判”的新范式。如上所述,在马克思哲学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之间,具有某种“同构性”。马克思从青年时期向成熟时期的问题域转换,也深刻影响着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建构。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的勃兴,并非是研究热点的偶然变化与快速更迭,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研究范式的根本转换。从学科发展史来看,时代问题变迁与理论逻辑进展都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实现范式与问题域的转换,即:超越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马克思早期文本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核心资源的“实践唯物主义”或“一般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范式,走向以马克思中期文本即《资本论》及其手稿为核心资源的“资本逻辑批判”或“特殊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范式。⑥相应地,在问题域上也从以“实践一般”“主体性一般”和“发展一般”为中心,转向“实践特殊”“主体性特殊”和“发展特殊”为中心。这里所谓“实践特殊”“主体性特殊”和“发展特殊”,其实质就是经过资本逻辑中介的实践、主体性与发展问题。

  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看,从“实践主体性”向“资本逻辑批判”的范式转换积极回应了时代问题变迁与社会发展实践的现实要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与时俱进”。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逐步深化,中国社会发展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发生深刻关联,社会主义国家也引入和运用资本来获得高速发展的动力。由此,资本逻辑问题更为内在地呈现出来,成为发展的内在问题。至此,发展问题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发展诉求,而是与资本逻辑问题紧密相连的特殊发展现实、特殊发展方式、特殊发展道路的问题。因而,只有以全球化与中国发展道路的实践问题为导向,才成功激活了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才真正历史化与当代化,并与时俱进地聚焦于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中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然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统划分方式,《资本论》主要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入《资本论》领域也面临一些难题和挑战。研究初期的难题或困境主要表现为:一是将原有的“实践主体性”范式中的现成原理体系“推广应用”到《资本论》及其手稿所产生的“外在阐释”困境;二是研究当代现实问题时直接牵强比附地摘引和阐发《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片段论述的“碎片化解读”困境。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研究难点也发生了改变,表现为在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理论总体出发展开研究和探讨时,要想内在地“阐发出新问题域和建构新的理论形态”这一工作愈益艰难。总之,这些难题与挑战构成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强劲生长点和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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