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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本性和任务: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德国理念论

发布日期:2019-08-10 08:50  新闻来源:  编辑:宣传部社科规划办

The Nature and Task of Thought:The Debate or Complementation between Marx-Engels and German Idealism

 

  丁三东,四川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武汉大学欧美宗教文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原发信息:《哲学分析》第20186期

  内容提要:传统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被刻画为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理念论的反对者。然而,如果我们把德国理念论解释为从纯粹哲学的角度论证了思想之本源性的学说,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解释为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论证了物质生活对特定历史—社会中的众多思想进行选择的机制,则两者就可以被视为互补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康德—黑格尔/思想的本源性/思想选择机制

 

  恩格斯把思想与存在①的关系刻画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重大的基本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②这是颇富洞见的,值得深思。但很快地,他就把“思想与存在的关系问题”(die Frage nach dem Verh ltnis von Denken und Sein)简化为“思想对存在的地位问题”(Die Frage nach der Stellung des Denkens zum Sein),并进一步将之转化为“精神与自然何者是本源性的”(Was ist das Ursprüngliche,der Geist oder die Natur?)这个问题。然而,精神与自然何者是本源性的这一问题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既不等价,也不对应。die Ursprünglichkeit既可以指发生学意义上的先在(das Vor-handen),也可以指逻辑学意义上的前提(die Vor-aussetzung),还可以指生存论意义上的预想(das Vor-stellen)。因此,一个哲学家既可以承认自然是先行存在的,承认自然本身在物理时间中的发展产生了精神,同时也可以主张思想在逻辑上是经验的前提,主张思想能够预先构想并指引行动。

  以康德为例,不论是在其思想早期的《一般自然史与天体理论》(1755)中,还是在其思想晚期由学生编定的讲稿《自然地理学》(1802)中,康德勾勒的都不是上帝创世的版本,而是自然演化的版本。而在其关于人类学、人类历史诸多讨论——例如,《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1784)、《人类历史揣测的开端》(1786)——中,康德勾勒的也是从自然到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发展历程。但他的先验哲学又是对思想之本源性地位——思想的先验性和指引性——的有力论证。

  毫无疑问,在思维与存在何者具有本源性地位这个问题上,德国理念论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实质性的分歧。作为学术研究,本文不打算采取立场先行的态度,而是首先努力倾听和理解两者论证该问题的理据,在此基础上辨析两者主张的合理性限度。

  需要先行申明的是,囿于笔者在相关领域的学养,本文对两种哲学主张的讨论主要基于康德、黑格尔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有限文本,而不能做通盘的全面考察,所以结论难免褊狭。

  一、德国理念论对思想之本源性地位的论证

  从康德开始的整个德国理念论对思想之本源性地位的强调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德国理念论者们对之也做出了一系列的论证。

  德国理念论的开启者康德以“三大批判”分别论证了思想对人的认知、欲求以及愉快不愉快的情感感受的本源性地位:在认识的层面,普遍必然的客观知识乃基于先验的概念框架;在实践的层面,人之为人的行动乃基于理性理念和原则的指引;在反思的层面,不论是对自然的形式的合目的性的判断(“自然是合目的的”这一判断在审美上的体现),还是对自然的实在的合目的性的判断(“自然是合目的的”这一判断在逻辑上的体现),也都基于合目的性这一概念和原则。在此,康德总的论证方法乃是一种反思方法或分析方法:从作为结果的、已经存在的东西——普通知性也从来不缺的先天知识,大众已经具备的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人们已经做出的美感判断和目的论判断——出发,回溯分析其之所以可能的先验根据,由此确立思想的本源性地位。

  我们先来考察康德对思想在认识的层面作为知识之所以可能的先验前提的论证。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一直把洛克、休谟所代表的经验主义作为自己思想的主要对手。后者主张,一切思想的东西——观念(ideas),不论是复杂观念还是简单观念——最终都可以被追溯、还原到知觉中的初始经验。思想无非是经验要素的抽象、联结、复合。这种主张实质上否定了思想的本源地位。用改写的康德话语说,经验主义的主张是: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以经验开始的,也都是从经验中发源的。

  对此,康德指出:第一,并不是所有思想的东西——英语ideas的德语对应词Vorstellungen——都可以被追溯还原为经验。康德甚至强调,即便是纯粹感性的概念,也不是根据对象的形象(die Bilder der Gegenst nde)。以三角形为例,经验虽然可以给予我们各种三角形的形象,但“对于一般三角形的概念,三角形的任何形象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合适”。这是因为,“一个经验对象或它的形象”“谈不上在什么时候达到经验性的概念”。③第二,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开篇,康德在事实层面对知识进行了区分:(1)存在着一些具有后天来源,即在经验中有其来源、通过经验才得以可能的经验性知识;(2)但还存在着一些完全不依赖任何经验所发生的先天知识;(3)而在先天知识中,还进一步存在着一些完全没有掺杂任何经验性的东西的纯粹知识。它们的关系可以用下图表示:

  

  人类从来就不缺乏先天知识,这是一个事实(Faktum)。康德列举了数学、自然科学等领域的知识,它们的基本特征就是其经验上的严格普遍性和逻辑上的必然性。而这两点都是经验本身无法奠基的;须知,休谟沿着经验主义的思路得出的恰恰是对普遍必然知识的否定。《纯粹理性批判》的任务就是厘清使得一切先天知识得以可能的那些要素、原则的来源和界限。

  康德的上述区分实际上对思想的东西——诸表象——作了一个截然的划分:源于经验的经验性表象(处于时—空中的被直观之物,有着量、质、关系等种种规定性的经验之物);源于思想本身的纯粹表象(时—空直观形式、知性范畴,以及狭义理性理念)。后面这些纯粹表象作为逻辑上先于经验的(先验的,transcendental)要素,构成了我们对作为现象的经验对象及对象知识的前提和根据。就此而言,纯粹思想是本源性的。

  在对感性的先验分析中,康德的论证可以被称作抽离论证(die Abstraktion Argumentation)。第一步,从任意一个经验性的直观出发,通过抽离知性凭它的概念所想到的一切来孤立感性,从而只留下经验性的直观。第二步,从这直观中把一切属于感觉的东西抽离掉。抽离的结果不是什么都不剩了,而是还余下空间和时间这两个思想性的纯粹表象。康德通过对两者的形上阐明和先验阐明论证了:直观绝不是对事物本身纯然被动的接受,相反,对事物的直观是通过时—空形式才得以可能的。

  对时空先验要素的论证之所以能够采取抽离的方式,乃是因为时—空直观形式(die Form der Anschauung)可以作为先天被给予的表象而为我们纯粹地直观到(此即所谓“对形式的直观”,die formale Anschauung)。然而,纯粹概念这种先验的要素无法像时—空直观形式那样可以作为先天的表象被给予。不过,知性范畴的那些使得有关对象的经验知识得以可能的综合统一机能,也在种种判断形式中发挥着综合统一的逻辑机能。因此,康德在对概念的先验分析中,通过对范畴的“形上演绎”,从划分种种判断的逻辑判断机能入手,推导出知性范畴表;进而通过对范畴的“先验演绎”,论证了范畴对一般直观以及感性直观的客观效力。在此,康德采取的论证就是已经得到了很多学者研究的先验论证(die transzendentale Argumentation)。先验论证的基本模式是:

  (1)只有在有P的情况下才能够有Q;

  (2)现在有Q;

  因此,(3)有P。

  (1)里边P对Q的约束乃是形而上学的,而非自然的。用罗伯特·斯特恩的话说,不是由于某种制约着现实世界的自然规律使得Q不可能得到,而是由于其形而上学的约束条件使得在每一个可能世界中P都是Q的一个条件。④

  为知识做出贡献的不仅有直观形式和知性范畴,还有理性理念。但理性理念作为纯粹的思想要素,与知性概念一样无法作为先天被给予的表象而为我们纯粹地直观到。我们以为它们是在能够在经验显现的东西(Erscheinung),但其实它们只不过是幻相(Schein)罢了。对于这些纯粹的理性概念,康德的讨论方式类似于纯粹知性概念:理性在其推论中的逻辑机能蕴含着先验理念的起源,从而,我们可以从理性推论的种类反思推论出全部的理性理念。

  纯粹思想的要素——直观形式、知性范畴——不但发挥着建构知识的功能,使得纯粹数学、纯粹自然科学得以可能,它——理性理念——还发挥着范导性的功能,指引知识在经验领域不断推进,在最大可能的扩展中把知识整合为一个系统。

  而当我们把“知识的系统的统一”不仅视作一条逻辑的原则,还视作一条先验的原理,当我们错误地把那些作为“悬拟的概念”(problematischer Begriffe)的理性理念视作现实地被经验到的,我们就会陷入传统形而上学的种种谬误和似是而非之中。在此意义上,纯粹思想的要素也使得作为自然倾向的形而上学得以可能。

  康德还以同样的分析方法论证了,纯粹思想的要素不仅是认知的先验条件,还是行动的指引原则。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里边,康德从被大众普通道德意识一致赞同的无条件的善——善良意志——出发分析得出,它无非是义务概念在每个人道德心理层面的体现。而义务则是出自对道德法则的敬重而来的必然行动。康德进一步分析,道德法则既不可能基于人的本能,也不可能是对人经验性的生活世界中那些既存的行为惯例的概括,因为,无论是本能还是习惯,都无法为道德法则明见的普遍有效性和行为必然性奠定基础。康德通过对道德法则三个表达式的分析论证了,道德法则只能源于理性的自我规定。在此,康德区分了人之为人的行动的独特性:“自然的每一个事物都按照法则发挥作用。唯有理性存在者具有按照法则的表象,即按照原则来行动的能力,或者说具有一个意志。”⑤也就是说,人作为有理性者,其道德实践乃是一种由源于理性的道德法则指引的有意识行动,而不是基于所谓“道德本能”——例如,同情感——的无意识冲动。⑥

  正是基于先验哲学的思路,康德把自己的“批判哲学”视为一个“纯粹理性体系”的“工具论”(Organon)和“入门”(Prop deutik)。康德特别地把“一般地关注于我们有关对象的、就其应当为先天可能的而言的认识方式的知识”称为“先验的”,而把“这样一些概念的一个体系”称为“先验哲学”。⑦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提出了“先验逻辑”的构想,而先验哲学本质上必然是一门“先验逻辑学”,因为,“先验哲学”乃是“形式的”知识,它“只探讨知性和理性本身的形式,以及一般思维的普遍规则,而不涉及对象的差异”,而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康德又把“形式的哲学”指为“逻辑学”。⑧进一步地,如果我们不把理性仅仅理解为理论的,还把它理解为实践的,那么相应地,这门“先验逻辑学”所拟定的,就将是纯粹理性自身所包含的全部先验概念和原则,包括使我们的认知得以可能的概念和原则,以及使我们的实践得以可能的概念和原则,还有使我们的情感感受得以可能的概念和原则。只有在这样一个“纯粹理性的完备体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构想“科学的形而上学”,因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无非是把纯然形式的“先验逻辑学”“限定于一定的知性对象上”的产物。

  康德对思想的本性和任务的构想在黑格尔这里得到了全面的继承和推进。《精神现象学》有力地论证了,经验的一切形态——意识形态(die Gestalt des )——都是经概念中介了的,概念构成了经验对象和对象经验的先验根据;不同层次的概念框架导致了不同层次的意识经验。而“精神”历经各种意识形态的教化最后抵达的“绝对知识”,无非是一种明确的“概念式把握的知识”(das begreifende Wissen):“精神”在概念的形态显现于意识之前,意识在概念里把握“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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