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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发布日期:2019-01-09 08:50  新闻来源:  编辑:宣传部社科规划办

Review and Prospect of Marxist Philosophy Research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于永成,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讲师,哲学博士。太原 030006;贺来,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长春 130012

  原发信息:《广东社会科学》第20184期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不仅在经济与社会领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众多成就,而哲学领域的这些成果是以概念的方式对改革开放的现实与实践的反思和关照。所以,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对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行回顾与展望,将使我们对改革开放的理解更加深刻,对未来的道路更加坚定与自信。从研究主题的转换、研究方法的更新与研究内容的深化等方面来看,国内4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大致可概括为如下三个阶段:一、20世纪80年代学界对认识论、价值论与主体性问题的讨论,在突破教科书体系的束缚的基础上,开展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大讨论,形成了对辩证法的多样化理解等;二、20世纪90年代后在改革与社会发展的呼声中,学界则聚焦到以历史观、社会发展哲学、经济哲学与政治哲学等为代表的“部门哲学”中来;三、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时代的同步性与文本的回归构成了两个重要维度,现代性、当代性与文本学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学者们的普遍关注。

  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哲学/回顾/创新/展望

 

  1978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历史性转折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重要论题展开了广泛、激烈的讨论,并由此开启了改革开放的重要序幕。在改革开放40年的今天反观这一讨论,它实质上是突显了哲学作为思想中把握的时代,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对人的思想解放与时代的引领作用。这场解放首先是哲学面向现实,推动人们在思想上的解放,其次是哲学通过面向自身而展开的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现代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一直是我们党与国家进行建设和发展的主要指导思想,同时它也在与中国现实发展的密切联系中不断丰富与发展着自身,具有鲜明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因此,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成果,对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与总结,将会推动我们对改革开放的深入理解,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对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40周年成果的回顾

  (一)关于认识论、价值论与主体性问题的讨论

  1.实践基础上的认识论研究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构成了改革开放的思想起始点,而这一讨论从理论上讲,是属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范围,即如何使人的认识得到有效的检验并进而正确地引导人实践。随着讨论的深入,实践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与机制问题、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实践与认识发生的关系问题等就逐渐显露在人们的理论视野之中,认识论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主题,建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就成为当时学界的重要任务与使命。在学者们的努力之下,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相继出版了一大批代表性著作,如:张恩慈的《人类认识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陈中立的《真理过程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夏甄陶的《认识论引论》(人民出版社,1986),欧阳康的《社会认识论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冯国瑞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等。在上述著作中,学者们对人类认识运动的发生、发展与内在机制,真理的过程性与整体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方法论意义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但在这些对认识论的研究中明显凸显了实践的重要性,诠释了实践在认识的发生、发展,以及认识真理性的检验等方面的关键性作用,由此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基础。由舒炜光、彭湘庆、张俊心等众人合著的《科学认识论》(五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从科学认识的发生、形成、发展与价值等不同角度展开了系统深入的探讨,代表了认识论研究的较高水平。

  2.价值渗透认识与关于价值的基本理解

  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进行研究的时候,学者们注意到一个重要问题,即人对世界的认识并非是在纯客观的意义上展开的,也不会把所有的对象都纳入认识的范围之中来,认识活动中渗透着价值因素。因此,有学者指出价值关系也是主客体关系中的重要维度。随着认识论研究的深入,人们就自然转向了对价值论的研究。关于价值论的研究起始于80年代初,但真正产生影响则是在80年代中后期,相继出版了一批学术成果,奠定了价值论研究的地位。进入90年代之后,国内马哲界对价值论的研究持续升温,价值论的研究更显成熟,佳作不断。纵观80年代到90年代价值论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价值的本质,如何理解价值。大部分学者都承认价值从本质上看是物对人的一种属性,人是价值的主体,离开了人就没有了价值。有些学者还从价值论与认识论、本体论的相互区别与联系中界定价值论的论域与地位。代表性的著作有:李连科的《世界的意义——价值论》(人民出版社,1985)、李德顺的《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王玉樑的《价值哲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袁贵仁的《价值学引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等;二、价值与真理的关系。有学者指出价值与真理的关系,二者本质上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依赖的关系,即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往往基于价值的引导与选择,而价值观念的形成与实现往往需要真理的支撑。相关的著作有:汪信砚的《科学价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温纯如的《认知、逻辑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等;三、价值评价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者强调价值评价是价值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侧重从个体评价与社会评价的区别与联系,价值评价的标准与尺度如何形成等角度来分析价值评价。相关的著作有:马俊峰的《评价活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冯平的《评价论》(东方出版社,1997)、张理海的《社会评价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等。

  3.关于主体性问题的重思

  1978年之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限制了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进而使得整个社会发展缺少活力。在改革开放之初,要恢复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活力,使社会与国家得到快速发展,就需要思考如何重新确立与恢复人的主体性。因此,对主体性问题的重新思考就是时代的需要。关于主体性问题的思想研究,起始于80年代中后期,历经90年代的发展,一直持续到现在,期间还和人道主义与异化的讨论存在交集。从研究的方向与成果上来看,对主体性问题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几类:首先,有学者强调马克思充分肯定了人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体现在自由自觉的活动中,但马克思所理解的主体不是指孤立的个体,而是处于相互肯定的交往关系之中。相关的研究著作有:欧阳谦的《人的主体性与人的解放》(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高清海的《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任平的《交往实践与主体际》(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郭湛的《主体性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等;其次,有学者强调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主体性,认为马克思的主体概念不是非历史的抽象主体,而是随着现实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处于历史的发展之中,各种经济、政治与道德的社会关系就成为规定与理解人的主体性的因素。相关著作有:吴晓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张一兵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等。其三,有学者从后形而上学的视域来理解马克思的主体性。研究者指出马克思反对从形而上学的抽象思维来理解与规定人,而主张从现实的生活与实践来考察主体,强调了主体的历史生成性与开放性,从而克服了西方自笛卡尔以来的先验与抽象主体哲学困境,推动了主体的解放。相关著作有:王南湜、谢永康的《后主体性哲学的视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刘金萍的《主体形而上学批判与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贺来的《“主体性”的当代哲学视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等。

  (二)教科书体系改革、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研究

  1.教科书体系的局限与哲学的自我变革

  改革开放之后,许多学者在反观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时,发现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受教科书体系的影响主要局限于“原理”的水平,对于“原理”我们主要是当做可以随时拿过来用的现成“结论”,而没有去思考这些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原理体系”的这种机械性与僵化性,极大地限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活力。由于上述原因的存在,有些学者迫切地感受到时代的发展需要哲学的引领,而哲学的发展则需要进行自我变革,需要打破教科书体系的束缚,重塑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我国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是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编写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61)①。在此基础上,后来根据需要国内又编辑并出版了一批新的哲学教材。这些教材虽然在具体内容上有着诸多差异,但是从理论框架上看,无疑还没有从根本上脱离教科书体系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在教科书体系改革的呼声中,吉林大学的高清海教授实现了教科书体系改革的突破性进展。高清海以实践的思维方式为基础,以主客体关系为框架,打破了原有的“两个主义”、“四大块”的局限,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人民出版社,上册,1985年;下册,1987年),实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统一,突显了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内涵与理论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教科书模式的影响,代表了当时国内教科书体系改革的最高水准。这一教材没有得到普及,所以影响有限。后来,在“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推动下,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解有了很大的改变,90年代之后教科书体系的改革因此有了新的发展,代表性的成果有:肖前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陈晏清、王南湜、李淑梅合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级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李秀林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版;2004年第5版)。这些教材在理论框架的安排上并不一致,但共同点在于都把实践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对教科书体系均有实质性的突破,从而真正打开了教科书体系改革的新局面。

  2.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大讨论

  改革开放以前,受教科书体系的影响,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是基本一致的,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有机结合、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有机结合。但是这两大方面如何实现各自结合,结合的基础是什么?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如何统一?这些问题成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关键性问题,但在教科书体系时代并没有真正解答这些问题。国内有些学者就此展开深入研究,提出统一两者的真正基础是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由此,实践被提升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关键性概念,有学者也进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概括为“实践唯物主义”。对实践唯物主义的探讨可以追溯至80年代初,但对此主题的讨论真正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则是在80年代末,讨论本身延续至90年代中后期,前后有众多学者参与到这场讨论之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通过这场蔚为壮观的讨论,学者们论证了实践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作用,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实质的理解。但在如何具体理解“实践唯物主义”这一问题上,在不同的学者那里形成了不同的看法,大致可以将其概括为两种主要观点:(1)主张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观点的,可称为“实践唯物主义”派。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又形成了不同的意见,如有的学者在此基础上主张把实践本体论化②,而有的学者则明确反对这种做法③。有的学者则在承认“实践唯物主义”的前提下,界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围,即它主要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无限的宇宙④。(2)反对“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观点是物质的观点,可称为“物质本体论”派。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宇宙整体的世界观,物质的观点更根本,实践只是理解作为人类世界而非整个宇宙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用“实践唯物主义”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偏概全,是错误的⑤。讨论虽然存在分歧,但这场讨论无疑打破了教科书体系一统天下的局面,进而推进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理解。

  3.关于辩证法的多样化理解

  关于辩证法的讨论我们可以追溯到70年代中后期,国内学界曾掀起一股辩证法讨论的热潮,但那时对辩证法的理解主要还是局限于教科书体系。80年代之后,伴随教科书体系的改革,辩证法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教科书体系中将辩证法仅仅归结为“三大规律”与“五大范畴”,窒息了辩证法研究的活力,因此有学者提出要重新理解辩证法。在重新理解马克思辩证法的过程中,学者们主要就以下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首先,马克思辩证法的来源与特质。学界普遍认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实现了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批判与超越,但马克思实现这一超越的基础是什么,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是通过实践这个基础确立了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否定性的统一关系⑥。其次,马克思辩证法的合理形态与表述问题。马克思本人多次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进行过批判,但是没有正面表述过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形态,所以学者们就马克思辩证法的合理形态与表述问题展开了探讨⑦。其三,辩证法与逻辑学的关系。有学者通过研究指出,辩证法从根本上来讲是展现事物自身发展逻辑的学问,因此它同时是逻辑学,但从思维方式上看属于思辨逻辑的范畴。思辨逻辑强调突破知性逻辑的既定规定性,探讨概念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因此与知性逻辑相对立⑧。其四,辩证法与认识论、本体论的关系问题。有学者强调辩证法作为表达事物自身发展的逻辑,它不是人为设定的逻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本体论作为对世界内在本质与规律的认识是与辩证法统一的,而认识本身按其真理性的要求则是要认识事物自身发展的逻辑,所以辩证法同时也就是认识事物的合理方法⑨。其五,辩证法的批判性。有学者指出辩证法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具有批判的本性,这种批判本性突显在哲学与常识、经验与科学的比较之中,它总是要求人们突破对事物的既定认识及其思维前提,从而推动人走向更高的认识⑩。近些年来,随着生存论、存在论、实践哲学与后形而上学的出现与发展,有学者通过立足这些新视域,阐释了对辩证法的新理解,使辩证法研究获得了新的活力,推动了辩证法研究的新发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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