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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史观对于“神圣家族”的一种政治的哲学解

发布日期:2019-01-18 08:50  新闻来源:  编辑:宣传部社科规划办

A Political Philosophical Decoding of "The Holy Fami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y of the Masses

 

  张文喜,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 100872

  原发信息:《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184期

  内容提要:1844年《神圣家族》以实践的唯物主义为主导,通过考察黑格尔派在精神这个论题上的反对群众的、政治的、神学的多个维度,为重新定义合乎时代精神的哲学的可能路径留下了深刻的标记。唯物史观在其产生之初,就希望澄清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的性质。但唯物史观并不是要借助超乎寻常的理论权威得到普遍真理。依据《神圣家族》的观点,唯物史观描述了“世俗的胃”与身外世界的关系,并揭示了黑格尔派的“心灵的深处”如何因此落入感性之物。我们阅读《神圣家族》仿如黑格尔吹嘘的“全体”真理的洋葱皮被层层剥去。通过马克思对“精神”的思考以及对哲学家(作为历史的“证人”)的嘲讽可以洞察到人类思维中的某种普遍倾向,即超凡脱俗是人类思维的广泛的共通性,它是人类的政治的神学的思维的反映。而黑格尔派使西方哲学沉溺于形而上学关于真理问题所思虑过的一切可能性本身,必须在精神和群众、哲学和日常意识等议题之间的隔膜应予突破所造成的场合中努力。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同情并理解那种对思辨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的谴责,同时领会那种将它与对神学的政治的种种前提的批判配合起来的做法。就像在1844年《神圣家族》中那样,就像在那里、在实践领域里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那样。

  The Holy Family in 1844 is dominated by practical materialism.It explores possible ways to redefine the philosophy of Zeitgeist by examining different angles of the Hegelian theology including the opposition to mass,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ological aspects.The aim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larifies the nature of Hegel's idealism system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birth,instead a universal truth by extraordinary theoretical authority.According to the The Holy Family,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describ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ldly stomach" and the outside world,revealing the Hegelian view:how the "depth of the soul" falls into the sensibility.We read The Holy Family just as Hegel's boasting about "all" truth which removes its skin like an onion.We can perceive the general tendency in human thinking through Marx's reflection on the "spirit" and the taunt of philosophers(as a historical "witnesses"):the transcendence and freedom from vulgarity is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thinking,which is the reflection of human's political and theological thinking.The Hegelian indulges Western philosophy into all metaphysical possibilities of the truth itself.It is necessary to take efforts in removing barriers between the spirit and the masses,philosophy and daily consciousness and the other topics.Only in this way can we sympathize with the metaphysics and its all condemnation,and understand the practice of combining it with the criticism of the various premises of theolog

  神圣家族/群众/神学/黑格尔哲学  The Holy Family/the masses/theology/Hegelian philosophy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专项基金项目(16ZZD025)。

 

  于哲学上和政治判断上,马克思等人在使用“神圣家族”一词谑称青年黑格尔派时,语气中带着嘲讽、轻蔑。这是因为这些人的做法完全偏离了对历史的真实研究,他们把自己奉为主体、神物。若我们把对群众的蔑视称为文化野蛮,则无一哲学家会赶上“神圣家族”那样过分。它给自己造成绝对哲学界限,在此褊狭中,轻视尘世的感性。若我们要公开它的秘密,就必须让群众史观关照和批判非群众史观之迄今为止的未尽之意展示出来。但如此多的人反对黑格尔哲学体系,却严重忽视了该体系是政治神学。在我们看来,忽视此主要事态,如同忽视黑格尔哲学是哲学一样。关于马克思认定的时代精神,其至高之事是领会群众的存在和意义。

  黑格尔派以绝对精神为前提,宣扬精神和自然、哲学和政治、思想和行动的二重化,同时从事主体主义的启蒙规划。启蒙在其起源中就表达出西方文化中普遍蔓延的真理和意见、群众和精神、群众和少数杰出个人等等的二重化。可以看出,启蒙虽反对信仰,却也是一种“宗教”。黑格尔以辩证的方式展示了他的哲学之宏观宇宙构造区别于流俗识见的二重化。他的哲学要害在于,自上而下地勘定神人秩序:神、理智本质、超人理智、物质世界、人、群众以及畜类。或者,从公共崇拜的神(比如,上帝)、真理到个体的臣服和庇护。从历史和辩证法看来,这既是关于世界秩序的赓续或中断和政道之历史变更,也是作为这样指点出来的关于政治思想绝对权威的重建。然而,正如19世纪自然研究在普遍的革命中发展了一样(例如,哲学在达尔文进化论面前暴露了自己夸耀的“绝对精神”的奥秘:“一切被当做永恒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1](P855-856)),哲学也在展开实体的重封密锁,这被我们说成是马克思哲学重述精神和自然差异的背景。现在,我们的出发点不是如黑格尔体系那样自上而下,而是自现实个人的物质需要系统开始;或者说,现实的个人生存就是这个存在序列的起点。

  一、对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智识动机与基督教的智识动机相似点的阐释

  黑格尔的学说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个体系植根于一个特定民族勿论何时对人间正道之神学的关联之中。从黑格尔学说之基督教背景转圜出发,正当政治秩序的哲学基础在于“辩证法”和“历史”。

  在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被马克思揭示出来以前,“历史哲学”这个词已然相当流行,并且被各种类型的人和处在不同意识形态中的人使用,包括那些理论家和历史学家的使用。马克思洞悉青年黑格尔派和黑格尔本人的唯心主义观点依然深陷在德国民族性的泥坑,因此,他认为存在一种不言而喻的东西:这就是每个民族,不管他自觉还是不自觉,都有一种历史哲学。比如,黑格尔历史哲学让绝对精神作为绝对精神去创造历史,所以,它制造的历史行动也“仅仅是德国人本民族的事情,而且对德国来说也只有地域性的意义”[2](P174)。与此同时,法国人和英国人至少都坚持认为,对历史现实的认识也是有其哲学基础的,那就是感性世界的基本原理。现在,人们可以把“人类历史乃是抽象精神的历史”理解为这样一个观点:除了哲学的、思辨的大脑活动或者符合精神本身的逻辑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历史(知识)。就此而言,只有合乎哲学家意识到自身创造力的世界精神的东西才能被认识。但如果人们把“合乎哲学家意识”这个词以及公共教条把哲学视为“把握真理或永恒秩序的努力”联系在一起,那么黑格尔历史哲学的那个观点也会呈现出另外一个意义。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历史哲学正是最后通过绝对知识代替全部人的现实,证明它自身是基督教日耳曼教义。在黑格尔那里,“实体”“绝对”“上帝”就像一支统一的军队在同一的哲学旗帜下战斗着。

  首先,关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我们通常想到的,就是一种通过理性至上论来对作为经验的、公开的历史及其性质进行抽象否定。除此之外,人们也谈到作为黑格尔的历史的绝对精神的材料,这种材料是通过哲学家观审、因而也同现实的群众相脱离的哲学家意识的活动和变化而获得的。简言之,黑格尔把现实的哲学家个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变成不再受对象世界约束的绝对精神。按照黑格尔理性主义来把握历史哲学的概念标准,不得不说,世界获得解放的能力就应归结为:把少数头脑作为落实那种“客观必然性”加以利用的唯一抽象能力。最后,在现代世界“获得自由”的能力不得不停留于反对宗教的批判。在现实的政治和社会实践中,这种客观必然性是通过强迫不自由的人变成自由体现出来的。这里要说的重点,与其说是黑格尔哲学遇见政治的时候,他总是把政治自由当做自己哲学信仰的俘虏,毋宁说,黑格尔哲学理性至上论触动了它的对抗者即人民至上论。他也不得不以“政治本来又不过是神学的借口”[3](P311)撤退到自己的主体性中。

  因此,就黑格尔派历史哲学的关切而言,马克思区分了历史哲学批判和历史神学并非历史哲学批判。或者说,历史哲学批判的严肃主张并不是说世俗的应服从宗教神学的批判,而是政治国家这些世俗的东西落入历史并不像它所声称的那样是世俗的批判。问题的关键是,一个国家存在,它的在在哪里?在于人们通常认为的“警察科学”那里所遇到的学术观点?还是在于认为现代国家的各种机构运行?抑或在于认为以现代的形式造就这个社会的政治首脑?不言而喻,通过这样的追问,马克思看到,《神圣家族》中的黑格尔派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实际上是把“有目共睹的属性当做由他发明的规定塞了进来”[3](P279-280),这等于说是用名称或言辞更正着世人对国家的理解。对马克思而言,黑格尔派照此非现实的理智本质造出的国家,这个国家“在”根本上到处都还藏着呢!问题实质在于,在德国的理论家那里存在的是历史神学而非历史哲学。在1840-1844年即德国哲学斗争时代不断讨论着如何能够“从神的王国进入人的王国”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在这里绽露了一个难题。若此处表明,思辨哲学确实呈现出历史“哲学”或历史“神学”,则或许应区分形而上学的主体与现实的人类个体或有限性。但如何可能按此行事呢?马克思看到,思辨哲学依附一种手法,也就是,它佯言拥有哲学(静观)能力,但其实是一连串的“思想”的运动,如同“果品”“忽而表现为苹果”、“忽而表现为梨、忽而又表现为扁桃”,美、善、真、宗教都是黑格尔的政教体系之“诱饵”。因此,这种哲学之追求自身最高目标所依靠的方法有它自身的基本特征。这就是,一个观点成为另一个观点的“饵料”,“其中一个吞噬一个”,最后同“自我意识”交织在一起。至于它认为只有借助于“不信神”才能摆脱“神的王国”而进入“人的王国”,则这种“观点”顶多不过是“观点”和“用观点来评判观点”,而“神的王国”对于现实的人来说之宗教抚慰由此加以保留。马克思看到,对德国历史哲学来说,恐怕对现实历史不置一词才满足这个要求。所以,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整个德国古典哲学中没有历史这个词,而只有强调现实世界会被知识或概念所决定的观念的历史,这种历史是“在历史方面描述了‘真正的神正论'”[2](P181)。

  人们可以看出,没有“真正的神正论”,无论在“存在”的或“本质”的方面,都没有永恒不变的观念世界,没有相应的主体哲学,没有超凡脱俗的、脱离物质群众的主体。与此同时,立足于这种意识形态之上的历史哲学当然就有理由来推究存在之法——“存在”与“本质”符合。

  在这里,对我们来说,可能存在着两种类型的法:能够被改变的法和不能被改变的法。不过,我们在这里,只有在这些大而化之的笔触中才能摸清楚:所有存在者都服从于它们不能改变的法。但是作为理智存在者又怎么会服从于那些它们能够改变的法?如果历史按照思辨哲学的这种区分来对待真理,那么,对哲学家的何以是最大立法者的问题的追问确实而且在多大程度上逐渐成为历史性的?我们的意思是说,黑格尔哲学所展示的“法”的优点并不在于“新”,而在于诱使读者把思辨的阐述看成“法”。思辨哲学的创造即判断就可以自诩为“法”即“政治正确”。这就意味着,这一点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适用于上帝——上帝是否拥有那些他自己能改变的法?面对这个问题,黑格尔派只能去猜测。像上帝的那些并不神圣的行为(例如他与恶发生联系)在黑格尔派眼中是那样深奥费解,首先是因为它把政治的问题仅仅当作是对时事问题的重新解释来处理。于是,我们注意到,黑格尔派因为局限于宗派之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确实不怎么相信“上帝只有一个化身”。他们似乎无法知道,此哲学或彼哲学是否如“缸中之脑”般来自群众“这一锅不纯的稀粥”。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此哲学只会承认自己正确而彼哲学错误,反之亦然。假如人人为“上帝”,岂能获得最高真理!所以,人人为“上帝”的真理性依赖于属于黑格尔派自己的更高的原理,即“有多少事物就有多少化身”[3](P278)。当我们理解到黑格尔哲学是这样一套开动出来的功夫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到,为什么黑格尔“规定”哲学(“绝对知识”)是人类崇高而恒久的努力,而非人的随便一种行为。

  看来,黑格尔哲学最天才的辩护是,只有唯一一种“正确的”哲学,在这一“正确的”哲学降临之前,所有哲学皆以为自己是强大有力的,它们竟把自己的“一家之言”冒充为“人间正道”。黑格尔认为,群众就是这么干的!“如果历史按照群众的这种态度来对待真理,那么这样一来,群众的判断就是绝对的,准确无误的,是历史的规律。”[3](P285)在黑格尔那里,这种在他看来是在我们“之中”常常发生的事情,显然他的哲学不能为之提供任何场所。因此,真理对于黑格尔派来说必须“规定”。马克思看到,“规定”在此实际上是说,他们只想确立对现存的事实的正确理解,但他们并不想提出“政治对历史进程的真正历史性的干预”[2](P176)的要求。历史的现实的关系在黑格尔主义法学、政治学中成为永恒的概念。在这里,概念因具有现实性、独特的本质,既不存在发展,也不存在飞跃,政治在永恒不变的意义上就是合理共同体的概念在哲学家头脑中的固定概念。

  这样,从整体上看,现代德国哲学对历史问题的探讨,给自己划定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于政治史,即联系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所具有的主导地位及其对观念演化史的专注。那么,所有这些伟大的专注所讨论的是什么问题,才能促使它们集中视线,专注于所讨论的特定论点?按照前面的讨论,一般地讲来,思辨哲学并不仅仅是围绕观念、思想、概念的主观循环,而且它一半在为其正义承诺一种周全形而上学体系,因而同时可以认作是黑格尔主义所信奉的新教政治神学的推论。比如,把神学中的奇迹的角色与黑格尔理性主义“特有的自打包票”(施米特语)或如先知般预见未来进行比较,这可以导向理性立法者问题的一个深刻向度。这个向度深刻表示在柏拉图—黑格尔哲学的理智寻求里。在这里,理智的意义约略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完成了的哲学。

  一般来说,个人对智慧的“爱”无可厚非,但黑格尔哲学不愿重犯古希腊人在“哲学本质”这一问题上的老毛病:个人对哲学的追求最终不过被迫编制了一份个人灵魂内在秩序表。对黑格尔来说,哲学就是真理,是创制生活尺规者或给予法律者,而在此说的不完全是希腊哲学凭靠政治英雄来创制出生活尺规,而更是就黑格尔绝对精神之立法者本性——发现目的的自我实现——而言。

  譬如,黑格尔哲学宣称自己是一种客观现实性的哲学,尤其包含有一种绝对完满的对上帝和神性事物的认识。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认识是人的理性所完全不能掌握的,但在黑格尔派看来却是可以通过他的哲学而实现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如施特劳斯断言,必须利用国家的制度和措施把哲学家吸引到宫廷中去。这里,黑格尔对伦理国家的看法其实已经完全被肤浅化了。黑格尔本人对政治领域的领会是,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等级区分及职业分工而独立化,这样的国家犹如高度发展的动物机体没有器官功能的分化,这是不符合与一个绝对中心联系之完满的理智原则或“上帝的仁德”[4](P174)的。在熟悉黑格尔辩证法的马克思看来,关键在于,一个特定国家是不是功能健全,理智原则必须有或者为了一个第三者即一个旁观者,它才能得到检验。而黑格尔哲学说,“有第三者,而有一个第三者,就有了哲学,因为哲学不仅把一种存在、而且还把思维,亦即自我作为上帝的命题的谓项,认定上帝是两者的绝对同一性”[5](P280)。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第三者或旁观者又位于何处呢?总是动身太迟的“密纳发的猫头鹰”只能被当做政治权威来引证了。最终说来,问题就是,理智原则应当为着一个哲学家而经受检验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在黑格尔那里,哲学家—立法者地位决定了他是历史的旁观者——如同上帝并不认为现实世界属于“它自己”一样。这里有一个好处:只要哲学家是沉思的、冷漠超然的,就不会被事件不可抗拒地涌动卷走。“哲学家是事后才上场的”[3](P292),并以此方式获得“立法者”的殊荣。这样,对黑格尔自己来说,理论和实践的一致实现,不在于哲学家帮助民众自己提升至哲学的高度,而在于哲学家的眼光转向历史,是在精神的不断解放中达成的。

  但对马克思来说,黑格尔这样的历史意识连同内在具有一支世界精神的先头部队的先锋主义阐释是非辩证的,甚至是反辩证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辩证法的辩证性不在于一个精神的体系降临,而在于承认从连续的历史到间断的历史;承认不是少数头脑,而是工人阶级即将带来新的世界秩序。在加上引号的“选民”问题上,“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并且不断地努力使这种意识完全明确起来,关于这一点在这里没有必要多谈了”[3](P262)。这条路是马克思洞察出来的。面对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工人大工场生产等等事件场景,哲学家在进行思考之前,真理就已经具体发生了。马克思主张说,若工人阶级“能够扮演这个角色,就必须在自身和群众中激起瞬间的狂热。在这瞬间,这个阶级与整个社会亲如兄弟,汇合起来,与整个社会混为一体并且被看做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总代表”[2](P13)。当黑格尔辩证法的理性内核被马克思碎裂成两半时,我们就有可能理解辩证法何以与事件(独一无二的、非普遍的)学说勾连了;我们就需要依靠追溯马克思对欧洲主要大国中工人问题的考察来标明此看法之最初的基本特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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