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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谋:技术治理的哲学反思

发布日期:2018-12-26 10:44  新闻来源:  编辑:宣传部社科规划办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刘永谋(1974- ),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发信息:《江海学刊》第20184期

  内容提要:技术治理是当代政治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但是迄今仍缺乏足够的理论研究。近年来,技术治理的哲学反思逐渐成为热点问题。应该加强技术治理的理论研究,深入细致地研究支持和反对技术治理两方面的意见,以建设性的态度重构技术治理的理论和模式。哲学反思技术治理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技术治理的思想史研究,技术治理的批评研究,技术治理实践研究和技术治理重构研究。

  技术治理/技治主义/科学管理/专家政治/哲学反思

  标题注释:本文受到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资助。

 

  21世纪之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技术治理(technocracy)已经成为公共治理领域一种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可以称之为“当代政治的技术治理趋势”。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在当代社会运行的科学技术化趋势日益彰显。在社会治理诸领域如公共治理、政府活动、企业管理以及NGO事务中,运用理性化、专业化、数字化、程序化以及智能化的技术原则和方法日益成为主流,“社会技术”“社会工程”和“科学管理”等相关理论术语日益为公众所接受。当前,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蓬勃发展,正在加快技术治理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进。①换言之,技术治理已成为当代社会治理持续推进和加深的基本趋势,因而对技术治理的理论研究尤其是哲学反思意义重大。

  应加强技术治理的哲学反思

  技术治理思想的兴起是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结果。19世纪下半叶尤其是电力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在人类变革和改造自然界的活动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很自然,欧陆一些学者提出将威力巨大的科学技术用于社会变革和改造活动中,这就是技术治理的基本主旨。

  一般来说,可以将技术治理的思想追溯至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大西岛》和圣西门的《论实业体系》,之后技术治理向全球广泛散播,出现了一些代表性的理论家。尤其是在20世纪的美国,从贝拉米的《回顾》、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和凡勃伦的《工程师与价格体系》,经由罗斯托、加尔布雷斯、布热津斯基、布尔斯廷、丹尼尔·贝尔,到奈斯比特和托夫勒等人,技术治理的思想可以说形成了明显的美国技(术)治(理)主义(technocratism)传统,已经成为与实用主义并驾齐驱的意识形态支柱。

  由于散播太广,具体情况不同,技治主义者观点差异很大,在具体实施层面更是各持己见,但是均赞同“技术治理二原则”,即:(1)科学管理,即用科学思想和技术方法来管理社会;(2)专家政治,即由接受了现代自然科学技术教育的专家(包括社会技术专家)来掌控权力。②归根结底,其主旨是社会运行的理性化,尤其是政治运作的科学化。专家治国是技治主义的实践形式,实质是施行科学管理,两者缺一不可。在实践中,常常存在“伪技术治理”现象,即掌权的专家并没有坚持以专业技能实施科学管理,而是打着科学的名号陷入非理性的专制之中。所谓技治主义,就是建基于技术治理二原则之上的系统的技术治理理论。

  技术治理并不止于一种观念或理论,而是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引发了技术治理运动。比如,20世纪30~40年代,受到凡勃伦等人思想的影响,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中心发生了北美技术治理运动(American Technocracy Movement),由激进派的斯科特和温和派的劳滕斯特劳赫、罗伯等人领导,影响了胡佛和罗斯福两届政府的施政活动,之后美国的行政活动日益成为某种技术性事务。直至今天,运动的领导机构之一技术治理公司(Technocracy Incorporated)还在坚持。北美技术治理运动一经产生,就带动中国当时的民国政府,接受和采取了一些技术治理的措施,为抗战救国服务。③再比如,在列宁时代,苏联就很重视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的推广和运用,出现了帕尔钦斯基和恩格迈尔等著名的技(术)治(理)主义者(technocrat)。④20世纪60~80年代,苏联统治者一直试图推广“控制论运动”,建设全国性的自动化和互联网系统,对整个计划经济进行全面控制。⑤20世纪70~80年代拉美社会主义运动中,也出现了运用控制论和互联网的技术治理运动,比如智利阿连德政府曾实施的“赛博协同工程(Project Cybersyn)”⑥。

  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技术治理从美国向全球传播,逐渐成为当代世界政治的基本特征,但是,与之不相称的是,关于技术治理研究却长期疲软。这种状况主要有三个原因:(1)20世纪以来技治主义者虽然不少,但主要精力用于投身实际的实践家多,理论家少。(2)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科学思潮在西方发达国家盛极一时,技治主义遇到诸多总体化、宏大化的批评意见,而技治主义者缺乏对批评意见的必要理论回应,因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偏见,遑论对技(术)治(理)制(度)的深入细致研究。(3)虽然当代中国与技治制颇有渊源,但对它一直持一种“即学即用、活学活用”的态度,许多学人甚至认为技术治理没有什么理论好探讨。可以说,技术治理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一样,均忽视了技术治理的理论研究,仅仅视其为某种因歧义而杂乱的自发性、盲目性实践,甚至根本不能被归纳为统一和一致的思潮和趋势。这应该是全球范围内技术治理研究不尽如人意的最重要原因。然而,当代社会治理的技术化让非专业的普通公众难以理解,如银行利率调控、能源政策和科技政策调整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技术治理的显著影响,因此,加强技术治理的理论研究势在必行,其中又以加强哲学反思为先。

  最近几年,技术治理的哲学反思在国际上成为热门问题,连续有相关专著问世,引起学界关注,如《技术治理的诱惑》⑦、《技术治理兴起:全球变革的特洛伊木马》⑧、《20世纪的科学主义和技术治理:科学管理的遗产》⑨、《美国的技术治理:信息国的兴起》等⑩。西方学者对技术治理的重视,与西方民主制在解决恐怖主义和移民问题的困境、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遭到知识界抗议等相关,这些情况在当前引发了对美式民主制弊端的反思,使得一些学人转向研究有精英制色彩的技治制。

  此外,中国过去四十年间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绩,让所谓“中国模式(China Model)”或“中国道路(China Way)”研究在国际上成为热门,一些海外学人将中国成功经验归结为某种技术治理实践,即所谓“技治中国论”(11)。如受到广泛关注的《中国模式:精英政治与民主的局限》一书,将“中国模式”归纳为一种“底层民主制、中间实验制和顶层精英制”的兼具明显技术治理色彩和儒家色彩的精英制。(12)虽然这种观点有明显问题,但其中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关注也促使技术治理研究逐渐成为受欢迎的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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