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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真实社会的实验:负责任创新的微观解读

发布日期:2019-01-19 08:50  新闻来源:  编辑:宣传部社科规划办

Experiments for Real Society:The Micro Interpretation of 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和鸿鹏(1987- ),河北张家口人,博士,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科学的社会研究。北京 100191;刘玉强(1986- ),山东聊城人,博士,中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科技与社会、科技政策与管理。太原 030051

  原发信息:《自然辩证法研究》第20188期

  内容提要:近年来负责任创新成为科技创新管理的热点话题,但是究竟如何落实负责任创新仍需在微观层面进一步探讨。本文从实验概念出发,以科学实践哲学为理论支撑,从实验角度讨论推动负责任创新的路径。研究首先剖析了传统实验面临的问题,提出构建面向真实社会的实验(以下简称“真实社会实验”)的必要性,然后从实验的目标、过程和结果三个方面剖析了构建真实社会实验的方法,进而以美国AIDS运动为案例,阐释了真实社会实验的实践探索,最后,进一步比较了本文提出的真实社会实验与传统实验、社会实验等概念之间的区别。真实社会实验以实用性为目标,为科学更好地嵌入社会,实现负责任创新提供有益启发。

  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RRI)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innovation management,but how to implement RRI is still unsolved.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path to promote responsible innovation.Firstly,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problems faced by traditional experiments,and proposes the necessity of experiments for real society,then analyses the methods for applying experiments for real society.Next,taking the case of the AIDS movement in the US as an example to explain the practice of experiments for real society.Finally,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oncepts of experiments for real society and traditional experiments and social experiments are compared.The experiments for real society aims at practical purpose,and provides useful inspiration for implement RRI.

  负责任创新/真实社会实验/科学实践哲学/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Experiments for Real Society/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Practice

 

  科技创新需以增进社会福祉为最终目标,促进科技与社会更好地融合。然而世界范围的创新资源积聚到一起,产生了航天飞机等引人注目的产品,但却没有在清洁能源或普惠性的净水技术上做出重大突破。如何让科技发展符合社会的期待,是科技创新过程必须思考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欧洲兴起了“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RRI)理念,着重关注研究与创新中的“责任”。西方学界主要从宏观视角来理解RRI,避免创新带来消极的伦理与社会影响,如冯尚伯格(René von Schomberg)在RRI的定义中提出“充分考虑创新过程的可接受性、可持续性和社会可取性,让科技发展适当地嵌入我们的社会中”[1],但有学者指出RRI理念过于宏观,导致口号大于实质,需要进一步深化RRI的研究[2]。因此,从微观视角打开知识生产链条,剖析实验室知识的生产与应用过程,为落实负责任创新提供启发,是本文的出发点所在。

  一、传统实验的挑战:从“知识生产”到“风险生产”

  实验是知识生产的重要方式,奠定了现代科学的成功。知识起源于哲学思辨,经过了经验主义转型之后,现代科学的实验传统才逐渐形成。伽利略时代已经有比较正规的实验研究,但很长一段时间还没有现代实验室,实验都是由于个人兴趣驱动,并在研究者居所展开,如玻意耳在家中测量气体体积与压强的关系,牛顿在剑桥大学的住房完成白光色散实验。随着实验研究的成功,现代实验室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知识生产。实验独特的程序设定奠定了其成功的基础,“实验是人们根据研究的目的,运用科学仪器,人为地控制、创造或纯化某种自然过程,使之按预期的进程发展,同时在尽可能减少干扰的情况下进行观测,(定性的或定量的),以探求该自然过程变化规律的一种科学活动”[3]。

  传统实验是一种非自然的控制过程,通过对自然“严刑拷问”获得知识,其特点表现为:一、纯化,探究单一物质的单一性质变化;二、隔离,减少其他因素对实验过程的干扰;三、极端条件,通常在极端条件下,实验对象才能更清晰地展现出其特性。传统实验对于获取知识提供了有利条件。人类极大地拓展了知识疆域,同时知识在应用方面也获得巨大成功。

  当知识走出实验室进入社会场域,人们发现实验不仅生产知识,同时也制造了风险。20世纪60年代,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开始进入公众视野。最初,科技风险被轻视和掩盖,或被认为是以前科学支持体系发展程度的不足,这时科技风险通常转化为科技扩展的机会,如发展更加安全的农药,更先进的核能生产技术。但是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和积累,人们发现科技风险的规模和后果并没有随着科技进步而减少,反而不断增强,新出现的科技风险常常超过了科技人员的预料,使人们不得不警惕科技风险带来的挑战,主动提高风险预防和控制能力。科学不断拓展社会的前沿,而我们作为创造者,越来越难以对其进行掌控和预测。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把现代社会这种由于科技进步带来的风险,称为“文明风险”,当代社会的风险不是来源于无知,而是我们所知道的越多,其蕴含的未知风险也越多[4]。科学愈来愈不可或缺,但是知识效用与真实社会之间的鸿沟却成为风险的来源。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重新审视传统实验,让实验室的知识更好地嵌入真实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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