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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的"伦理之思":基本旨趣、哲学特质与

发布日期:2019-01-05 08:51  新闻来源:  编辑:宣传部社科规划办

 Habermas' Ethical Thinking:Basic Interest,Philosoph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Methodological Contributions

 

  胡军良,西北大学哲学学院。

  原发信息:《世界哲学》(京)2018年第20184期

  内容提要:面对复杂的社会境遇,哈贝马斯显明了重建与捍卫现代性的伦理意趣,并通过批判理论规范基础的重塑、现代性的伦理辩护及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伦理考量,来对其伦理之思的基本旨趣加以结构性显扬。在重构道德话语的过程中,哈贝马斯彰显了其伦理之思的义务论、认知主义、形式主义和普遍主义等哲学特质,从而有效抗撷了道德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及相对主义的挑战与诘难。基于多元的社会语境,哈贝马斯在恢复道德社会整合功能的意旨中,实现了道德命题理解维度从“语义”到“语用”、伦理致思方式从“形而上学”到“后形而上学”的方法论转换。

  哈贝马斯/伦理之思/基本旨趣/哲学特质/方法论贡献

  标题注释:本文系西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计划培育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到西北大学青年学术骨干支持计划的资助。

 

  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J.Habermas)的理论建构具有明显的伦理旨趣,尽管其有关“伦理之思”的著述并不丰厚,但是其伦理致思的种种意旨却构成了其对话哲学抑或交往哲学的类似于科学哲学硬核那样的规范性内核。据此而论,在哈贝马斯诸多思想肖像指称之外,还可增加当代伦理学家这一重要的标识。其判据可通过三个方面来显明:一是其综合性的伦理宏旨推进了他对社会理论及对公共性、平等、正义等典型主题所进行的研究,彰显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一以贯之的道德关怀(cf.Finlayson,2005:76);二是其伦理致思具有难以置换的哲学特质,它们使得哈贝马斯的伦理之思既与道德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判然有别,又同语言哲学道德理论的怀疑论框架迥然相异;三是其对伦理学具有实质性的方法论贡献,哈贝马斯对道德命题的有效性所做的语用学建构,拓宽了伦理学研究的维度与空间,他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从形而上学到后形而上学的伦理视域转换,在伦理学史上具有“哥白尼式转向”的超越性意义。

  一、哈贝马斯“伦理之思”的基本旨趣

  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的一个重要意旨是尝试在后形而上学的框架下解决多元化世界所遭遇的诸多问题。作为事实与境遇的全球化不仅加剧了人与资本的流动,而且使得民族国家确保及执行稳定和团结的能力开始慢慢减弱。道德多元化、社会分化和文化多样性的大行其道,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重新定位,迫使思想家们作出了诸多创造性探索,并纷纷给出了整合多元社会的条件。比如,罗尔斯贡献出了一种别出心裁的综合性学说,他接受理性多元主义的事实(the fact of reasonable pluralism),坚守“道德—正当”与“伦理—善”之间的根本差异,且认为正当具有对善的优先性。哈贝马斯显露出了重建与捍卫现代性的伦理意趣,并通过批判理论规范基础的重塑、现代性的伦理辩护及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伦理考量,来对其“伦理之思”的基本旨趣加以结构性显扬。

  其一,批判理论规范基础的重塑。在社会演变、法律系统及人际冲突等问题的观照与考量上,哈贝马斯追随了批判理论的传统。该传统将诊断性功能(a diagnostic function)归于哲学,该功能既同现代社会的各种病症相关,也与为病症范围及动机辩护的理智话语相涉。其具体做法同临床医学实践类似,因为关于批判理论的诊断不是思辨之雄心,而是以改善现实为目标之考量,该考量赋予哲学以政治责任的重负与主权。它从另一侧面揭示了批判理论所蕴含的一个公理:理论与实践须臾不可分离。批判理论关注的焦点是解放,且旨在要求改善当下的人类境遇。哈贝马斯称此要求为现代性未竟之工程。该工程肇始于康德与其他启蒙思想家,且要求信任那些其有效性具有普遍性的规范原理,因为它们超越了历史与文化的具体规定性。(cf.Borradori,2003:15)可见,批判理论的目标既内在于真理的观念之中,又具有明确的规范基础。

  哈贝马斯虽一直系统阐发其社会理论,但并未拘囿于形而上学的视野,而是基于重塑批判理论规范基础的方式,来消解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之间所存在的紧张乃至对峙。他试图以“实践目的”来发展和捍卫社会批判理论,旨在把人类从所有不必要的支配中解放出来,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厘定和证成体现于批判理论中的描述性、规范性和政治性要素的独特勾连。(cf.Roderick,1985)位于哲学与科学之间的批判理论既不能被视为纯粹经验科学,也不能被看作纯粹先验哲学(cf.Habermas,1973:195),其规范根基不是单纯外在的(超验的),也不是纯然内在的(本质的),而是全面综合的,它既能避免那种作为承认规范的社会和历史脉络之后果而出现的相对主义,又能避免伦理学传统哲学方法中的绝对主义。哈贝马斯也试图将交往理性概念发展为“规范根基”,它是衡量社会进步和人类启蒙的批判标准。对哈贝马斯而言,交往理性既是“内在的”,因为它是言语和行为的预设,且部分体现在社会的实际进步之中,也是“超越的”,因为它难以或者不能充分呈现于现实社会中。因此,哈贝马斯对社会批判理论的证成是基于足以蕴含规范维度的综合理性理论而展开的(cf.Roderick,1985)。

  其二,现代性的伦理辩护。哈贝马斯并未延续其前辈们对待现代性的悲观态度,尽管现代性在西方及全球业已显露出诸多危机与矛盾,但他坚持对现代性的积弊予以修正,并将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视为“未竟之业”。在他看来,系统性的交往扭曲会导向跨文化暴力,而改善这一扭曲的境况就是要借助为现代性作出伦理辩护的方式来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因为理性可被理解为透明和无操纵的沟通可能性,且能治疗现代性的诸种病症。(cf.Borradori,2003:20)同时,哈贝马斯也认识到在多元化的时代,哲学更需担负如是的重任:以准先验的方式彰显值得过的美好生活的可能性,以及建构普遍的道德规范系统。

  作为对现代性的伦理辩护,对话伦理学依凭交往理性凸显了具有普遍主义意味的道德规范,建构了普遍性、认知性的道德原则,其所蕴涵的理路与方式,为道德规范的认同和建构提供了新的维度。可以说,哈贝马斯对具有普遍主义特质的对话伦理学的坚守业已超出了狭隘或者专门的伦理领域,转而构成了为现代性进行有效辩护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哈贝马斯之见,即使现代性有诸多消极因素,也不可全然否定启蒙运动在告别传统社会方面所扮演的解放作用。基于当代社会危机,我们并不能从根本上判定启蒙运动所朝向的理想彻底归于失败,更不能盲目断言现代性业已走向衰竭。它只不过表明,现代性仅是一种未竟之志,我们应当坚定信心,坚守希望,将之继续完成。为此,我们既要在理论上批判形形色色的非理性主义断言,又要在实践中通过重构交往理性与坚守对话伦理学,来重塑生活世界的合理结构,摒弃意识哲学的模式,重新审视理性之位,而不是全盘否定理性。因为,对理性的全盘否定,只会导致对所有意义、有效性、普遍性的全面消解。(参见章国锋,2001:64-72)

  其三,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伦理考量。哈贝马斯对话伦理的构想发轫于其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批判,该分析批判具有明显的伦理意义。以他之见,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动机危机与合法性危机共同代表了晚期资本主义危机发展的总体趋势,业已形成了相互牵制、互为因果、层层递进、步步深入的关联性结构。从四重危机批判所关联的伦理意义看,经济危机的批判促使哈贝马斯把伦理道德在规范与机制等层面的考量同利益与阶级关系的思索关涉起来,从而使得旨在解决分歧与冲突、达成共识、维护普遍利益的对话伦理思想日益走向成熟。合理性危机的批判则促使他从政治伦理危机的定位或基点上重新考量公众对国家认同与忠诚的危机,以及充分反思国家行为的不正当性与不道德性。合法性危机的批判则促使他将伦理视为合法性的基础,一如其自己的识见:“伦理始终是合法性的根基”(Habermas,1992:88)。因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合理的政治秩序被公众认可所彰显出的价值。故而,我们在哈贝马斯那里所看到的是合理的政治秩序能够得到认同的价值,而不光是那种能够得到认同的事实,其尤为强调的是政治合法性所赖以存在与得以彰显的价值之基。动机危机的批判则促使哈贝马斯扬弃了功利主义视道德责任主体的动机为外在性要素之局限,以及促使他在功利主义与康德义务论之间试图找到合理的结合与有机的勾连。

  不过,晚期资本主义诸种危机的解决之道不能诉诸社会革命,而应诉诸文化价值系统。因为在哈贝马斯看来,解决合法性危机问题,实质是解决规范危机问题(亦即规范有效性问题)。而危机的解决、规范的确立需要主体间的对话,因为人们相信规范之所以有效,就在于沟通的可能主体能够奉行不受压制、免于欺骗、远离暴力的交往。人们据此能就同自身密切相关的普遍(共同)利益达成共识,进而形成共同有效、普遍必然、饱含约束的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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