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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序如何可能

发布日期:2019-08-29 08:50  新闻来源:  编辑:宣传部社科规划办

How to Make Well-Order Possible

  程广云,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5

  原发信息:《江汉论坛》第20192期

  内容提要:治理是变无序为有序的行为,有序包括劣序和良序,治理包括恶治和善治。从纵向(垂直维度)来考察,善治就是以平等为前提,在治道(治理的技术和艺术)上构建权力和利益的均衡(均压),进而在政道(治理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上构建权威和权利的均衡(均压),从而构建良序。霸权所构建的秩序是劣序。私利所充斥的状态是无序。从横向(水平维度)来考察,治理的目的就是实现冲突的最小化和合作的最大化,进而实现社会隔阂的最小化、社会信任的最大化。良序是某种趋于冲突最小化(从零冲突到软控制)社会状态,这种冲突最小化推动社会持续发展。劣序是某种趋于合作最小化(从零合作到硬控制)社会状态,这种合作最小化阻碍社会发展。

  良序(善治)/权力(权威)/利益(权利)/冲突(隔阂)/合作(信任)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治理循环研究”(18BZX017)。

 

  治理的中心问题是构建秩序。秩序是行为的有序结构亦即行为依照某种模式相互关联,这种相互关联并非纯粹特殊的和偶然的,而是具有某种可以辨识的规范。规范是因应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而形成的社会行为的惯例。具体规范集合的方式是制度,是为人们所广泛理解和接受的在特定领域里的社会行为的组织方法。换句话说,这种有序结构是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和可以预期的重复态势。秩序包括良序和劣序两种状态,由此决定治理包括善治和恶治两种方式。善治是构建良序的治理,恶治是构建劣序的治理。

  模型是讨论问题的一种适宜方法,就是将问题明晰化,将概念(范畴)、判断(命题)、推理(推论)直观化。类似某种思想实验。我们试图通过构建几种善治模型,探讨良序如何可能问题。

  一、良序的垂直维度:权力(权威)和利益(权利)的均衡(均压)

  有序是治理的目标,而良序则是善治的目标。这里首先需要区分两点:(1)有序和无序;(2)良序和劣序。我以日常生活中的排队为例说明:第一种状态是没有形成任何队列,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强者凭借实力优先得利、多得利甚至全得利。“实力”是指:体力(体能)、脑力(智能)、社会结合能力(同盟、共谋)诸项。弱者缺乏相应实力滞后得利、少得利甚至不得利。第二种状态是强制维持队列,例如专人维持队列,保证特定个人或者群体优先,其他人被迫被动服从。第三种状态是自发形成队列,例如人们按照先来后到原则,保证每一个人机会均等,所有人自觉自愿遵守。在政治哲学上,上述三种状态,第一种近似由丛林法则所支配的自然社会,亦即无序社会。霍布斯将“自然状态”等同于“战争状态”:“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①第二、三种近似由人间法则所支配的政治社会,均属由治理所构建的有序社会:第二种近似由恶治所构建的劣序社会;第三种近似由善治所构建的良序社会。

  有序和无序的区分在于秩序有无,而良序和劣序的区分又在于什么?由上可知:首先,成本大小:成本小的是良序,成本大的是劣序。相比强制维持秩序,自发形成秩序所需要的成本较小。这里“成本”是指一切生活资源的支出和扣除,包括人力、物力、财力诸项。其次。代价多少:代价多的是劣序,代价少的是良序。相比强制维持秩序,自发形成秩序所付出的代价较少。这里“代价”包括一切生活善(好)的减损和丧失,包括尊严、自由、快乐诸项。由此可知:(1)良序和劣序的划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它们之间不是间断的,而是连续的;(2)良序和劣序的划分不在于构建秩序的内在动机和目的,而在于构建秩序的外在手段和效果。亚里士多德在关于政体的划分中,明确“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②。变态政体就是专制政体,在这种政体中,人与人的关系就是主奴关系,或者君臣关系;正宗政体就是城邦公民政治,在这种政体中,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自由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如果我们将变态政体理解为劣序,将正宗政体理解为良序,那么,兼顾公共利益还是只顾统治者们利益就是区分良序和劣序的关键。而关键的关键则是整个秩序是否建立在自由平等基础上。但是,构建良序并非一定是在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构建劣序亦非一定是在为极少数极个别人谋利益。主观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客观上违背绝大多数人意愿,仍然增加维持秩序的成本和代价。反之,为极少数极个别人谋利益亦有可能构成绝大多数人意愿。例如人们愿意给老弱病残孕让位,亦不嫉妒让特殊贡献者优先,但不愿意权贵、富豪享有特权。

  关于无序、劣序和良序三者之间的关系,我这里借用吴稼祥三个权力落差公式说明。在吴稼祥那里,“权力落差”或称“权威落差”,是指“在当权者和服从者之间存在着社会和政治地位上的落差”③。设K为权力落差(即不平等程度),A为权力,F为自由,则

  K=A/F

  变式一:F=A/K

  变式二:A=KF

  “权力落差与权力成正比,与自由成反比”,这意谓着权力行使是以自由、平等为代价的。它包含了三种情况:第一,假定自由最大化(K→∝),平等最大化亦即权力落差最小化(K→0),权力最小化(A→0),这种模式即变式二,吴稼祥称为“自由模式”或“无政府模式”(当然,“自由”≠“无政府”);第二,假定权力最大化(A→∝),权力落差最大化亦即平等最小化(K→∝),权力最大化(A→∝),这种模式即变式一,吴稼祥称为“奴役模式”或“极权模式”④;第三,假定权力和自由均等(A=F),权力落差取常数1(K=1),这种模式即从上述初始公式中推出。整个来说,我们可以将上述三式理解为治理模式,于是,第一种情况(变式二)即无序状态(非治理),第二种情况(变式一)即劣序状态(恶治),第三种情况(初始公式)即良序状态(善治)。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推论:善治就是以平等为前提,通过权力和自由的均衡,构建良序(K=A/F=1,其中A=F)。

  

  图1 权力—自由—平等模型

  上图构建了K(权力落差即不平等程度)与A(权力)、F(自由)的关系。在这一直角三角形中,呈45°角对角线就是权利和自由的均衡(A=F),权力落差最小化亦即平等最大化(K=1)。权利落差沿这一对角线两边区间就是良序状态(善治),沿右下区间递减为无序状态(非治理),沿左上区间递增为劣序状态(恶治)。

  吴稼祥在讨论权力效用时,将物理学上的“压力”(“压强”)引申为政治学上的“压力”:“是指不平等关系中上面的支配者施加在下面被支配者身上的力度。这种力度,可以用大小、时效、范围和层级来衡量。”⑤他将政治压力区分为“高压”、“负压”等等,以此分析中国历朝历代政体。我这里借用吴稼祥政治压力概念,经过修正,给出各种可能:

  a.从权力向度来考察,可以划分为:正压(中央给地方施加的压力大于地方给中央施加的压力)、负压(中央给地方施加的压力小于地方给中央施加的压力)

  b.从权力强度来考察,可以划分为:高压(支配力度大、时效长、范围宽、层级多)、低压(支配力度小、时效短、范围窄、层级少)

  c.从权力效应来考察,可以划分为:稳压(稳态)、非稳压(非稳态)

  在正压、负压中,都有高压、低压两种情况。调压是指权力调整,包括给低压加压,给高压减压。稳态包括内部性稳定与外部性稳定,非稳态或是内忧导致,或是外患引发。均压是指权力均衡。吴稼祥说:“所谓均压,是指政治体系中支配者在权力上自上而下逐层施加压力,而被支配者在权利上自下而上间接或直接施加压力,当两种力量达到平衡时,就是均压政治。”⑥如果我们仅仅从权力运作技艺层面来考虑问题,那么,不是高压,不是负压,正是均压接近我们所谓良序状态。吴稼祥曾分析过各种政治所面临的风险:“高压稳态”政治的风险是癌变,“高压非稳态”政治的风险是土崩,“负压政治”的风险是瓦解⑦。在他的排序中,单就压力而言,负压优于无压,无压优于混压(内高压—外低压),混压优于高压⑧。但是,如果不就中国传统政治现实性,而就政治可能性而言,均压政治风险最小。它也就是前述权力和自由的均衡亦即权威和权利的均衡。

  上述我们只是从权力运作技艺层面来考虑问题,这是治道,还有政道,亦即权力运作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问题。蒋庆指出:“所谓‘政道’,就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而‘治道’则是合法的政治权力具体落实与运作的制度性安排,以及运用合法权力的方法与艺术。”⑨韦伯曾经提出“支配的正当性根据”有三:“传统型的、卡里斯玛(个人魅力)型的和法制型的。”⑩此为“政道”。福柯曾经提出“治理术”的“权力形式”:“这种权力形式的目标是人口,其主要知识形式是政治经济学,其根本的技术工具是安全配置。”(11)“牧领、新的外交—军事技术,以及公共管理。”(12)此为“治道”。

  权力并不等于权力意志,权力是主体具有的体力、智力和社会结合能量的总和。政治权力主要就是一种社会结合能量,不像经济利益那样是物态的,可以量化,但有物质外观,也有强弱之别,主要是一个政治学的范畴。资源配置是通过权力实现的。权力并不等于资源,而是一种资源动员、配置和运用的能力。被赋予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权力就是权威,换句话说,权威是披上了合法性和正当性外衣的权力,基于相关主体(权力被支配者和其他权力支配者)承认,不可能具有物态量化形式,主要是一个法哲学的范畴。反之,未被赋予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权力就是霸权,换句话说,霸权是未披上合法性和正当性外衣的权力,不基于相关主体承认,是权力主体的自我授权,是权力的裸体。权力也不等于秩序,而是一种秩序建构、换构和解构的能力。显然,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权威所构建的秩序无疑优于不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权力所构建的秩序。由此,我们将权威所构建的秩序称为“良序”,将霸权所构建的秩序称为“劣序”。正如权威是权力的合法化一样,权利是利益的合法化。利益是满足主体需求的善(好)。经济利益通常具有物态,甚至可以量化,确有公私之分,主要是一个经济学的范畴。被赋予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利益就是权利,权利是披上了合法性和正当性外衣的利益,基于相关主体(利益相关各方)承认,不可能具有物态量化形式,主要是一个法哲学的范畴。反之,未被赋予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利益就是私利,换句话说,私利是未披上合法性和正当性外衣的利益,不基于相关主体承认,是利益主体的自我授权,是赤裸的利益。每种权利都会因其他权利而限制自身,法律就是所有权利的协调和集合,超越法律的权利就是权利的滥用、自我否定,不再成为权利。因此,法权比权利更深入。权力运作以及秩序构建必须保障公民权利。由此,我们将权利所构建的秩序称为“良序”,将私利所充斥的状态称为“无序”。

  

  上图从垂直角度来划分良序、劣序、无序。只有当权力和利益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亦即权力转换为权威,利益转换为权利,才能构建良序。反之,霸权所构建的秩序就是劣序,私利所充斥的状态就是无序。这是一个定性分析方法,堪与图1定量分析方法参照。其中,自由可以作为一种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利益,与利益处于同一层面上。总之,权威、权利是道的问题,主要是法哲学的问题;权力是术的问题,主要是政治学的问题;利益是利的问题,主要是经济学的问题。善治的关键是:在治道(治理的技术和艺术)上构建权力和利益的均衡,进而在政道(治理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上构建权威和权利的均衡,从而构建良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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